父亲故于2000年11月19日，享年81岁。他卧床5年，后来由于脑血栓导致的偏瘫，已基本上不能行动，不能说话，但头脑一直是很清醒的。我们和他说话，他会用点头摇头表示。在这些年里，先是我和弟弟（哲民）轮流陪护，后来雇用了一位保姆照顾。
我的父亲
导致他去世的直接原因可能仅仅是受了一点凉，开始时并没有发烧，但第二天突然高烧到39.8℃。我们急忙请来北京流动医院的医生，经检查确认是肺炎。打了两天点滴后气息却逐渐微弱下去，直到离开人世。去世前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句遗言。
即使在“文革”中最痛苦的日子里，他仍对党怀有很深的感情。母亲告诉过我们，支撑父亲活下来的，是无论“造反派”们如何对他批斗、打骂，但始终没有（也许是忘记了）开除他的党籍。母亲也一直以“你可不能自杀，否则就是叛党”来鼓励他活下去。那时父亲每个月要做的第一件事仍是交纳党费。
遍阅十年动乱的历史，我感到后怕。假如当时“造反派”们再稍微激进一点，残酷地摘掉父亲头上共产党员的帽子，那么父亲很可能早就离我们而去了！
父亲去世后的骨灰葬在丰台区太子峪陵园。我们特意选了一处朝阳的、山坡上的墓穴，每年清明前后都会前往祭扫。
我的母亲
在户口本上，我母亲陈殊珉的生日是1919年9月9日，但实际上她出生可能还要早两年，日期似乎也不对。但由于无从查证，就只能将错就错了。
据母亲说，她的祖上是安徽歙（shè）县人，但上两辈以来就一直在北京生活。我的外祖父叫陈宗涛，我上小学以前由外婆带着我到崇文门外看过他。
母亲是货真价实的汉族，小时候家境也不怎么好，用母亲自己的话说，就是租住的房子越来越小，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少，经常去当铺，但只有去送当而从来没有赎回来过什么。母亲小学毕业后赶上河北省立通县女子师范学校（以下简称“通县女师”）招生，就和她的同学毛世惠（我们称“毛姨”）一起去报考，幸运地都被录取。毛姨比母亲大两岁，与母亲是八十多年的朋友，直到晚年还互有来往。
母亲在八十多岁时写的自传手稿
通县女师属于师范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而且食宿全免，每月还能发一点伙食费的结余。母亲把钱攒起来，过一两个月就能给家里买一袋面粉，当时的母亲肯定特有成就感。
母亲从通县女师毕业是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母亲先当过几年小学教师，1942年考上了北京电业局（后称“北京电业管理局”、“华北电业管理局”等），在北新桥收费站核算股当了一名职员，而毛姨却在小学教师的岗位上一直做到退休，最后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高级教师。
解放后，随着建设的发展，电力部门很快壮大起来。母亲因工作表现突出，1953、1954连续两年被评为局级劳模，不仅在单位开大会、挂奖章，而且还有一队人马敲锣打鼓到家中贴喜报，那壮观的场面我至今仍有印象。1955年，母亲被任命为营业所用户服务科的副科长。后来可能是因为母亲念过师范，又被调到局里人事处教育科，负责职工教育工作。再后来，她退休前十几年的职务一直是教育科科长。
母亲是1952年入党的，比父亲还早一年。她的文章写得很流畅，毛笔字、钢笔字也很漂亮，至少比她两个儿子都强。我上中学时经常带回家一些红红绿绿的纸，请母亲给学校帮忙，用正楷写上马、恩、列、斯、毛的语录。
母亲只有一个弟弟陈汉伦，早年做会计，但能书会画，隶书篆字都很精通，还会篆刻，我至今还保留着舅舅给我刻的一枚寿山石的印章。
由于舅舅家和我的几个叔叔家的经济条件都不怎么好，有的子女比较多，负担重，相比之下，我家的条件稍好一些，因此母亲经常给他们一些帮衬。
由于父亲工作忙，所以我和弟弟的教育问题都是母亲过问，开家长会一贯是母亲做代表。但母亲平时没时间给我们做饭，有好几年我和弟弟的中午饭都是拿饭票到母亲单位的食堂去吃。当时母亲工作特别忙，似乎从来没有按钟点下过班。到了晚上，我和弟弟都睡下了，母亲还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给我们补袜子。
为什么这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呢？是因为那时我们的袜子每天都破，所以每天都要补，直到补丁摞补丁，实在没法补了才能“报废”。20世纪50年代中国还没有化纤，所有的袜子绝对是毫不掺假的“纯棉制品”，哪里经得住一个初中生、一个小学生的整天奔跑折腾？记得我家有一大一小两个木制的“袜板”，就是专为补袜子用的。如果保存至今，大概也该有些文物价值了。
“文革”开始时，我还在法国留学。弟弟刚上初二就和同学们一起去“大串联”，乘火车一直玩到新疆，一个多月音讯全无，母亲几乎急死。后来他带着一身的“革命虫”（虱子）回来了，母亲顾不上责骂，赶快烧开水让他洗澡，洗烫衣裤。说起串联的收获，他念念不忘的只有新疆的“馕”非常好吃。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当时我上初一（12岁），弟弟上小学一年级（6岁），妈妈那年39岁（1958年）
1968年，弟弟响应号召去内蒙古哲里木盟插队，那年他16岁。我家4口人当时分散在4个地方：我在唐山的部队农场，弟弟在内蒙古，父母虽然都在河南的五七干校，但不是一个单位，也不在一个县。
大概在1972年前后，母亲得知华北电力部门所属的保定工区招收工人，就千方百计地想把弟弟弄回来。她过去很少出远门，偶然的出差也大多是和同事一起走，一向属于被照顾的对象。但这次，五十多岁的她马上买了一张去通辽的火车票，一个人连夜就赶到哲里木盟去了。
我的母亲
母亲的身体一直不错，尤其是“牙好胃口也好”，直到八十多岁了还能上街买菜。但她属于“过敏体质”，对几乎全部西药都过敏，一旦受到感染，治疗起来就很困难。几年前她在一场感冒后继发感染，虽经抢救脱险，但从此便卧床不起了，不仅耳朵听不清声音，脑子更日渐糊涂，甚至有时连我和弟弟是谁都分不清楚了。我和弟弟只好请了保姆日夜照顾她。我不论有多忙，每周都去看望她两次。
到今年（2011年），母亲已经92岁了，令我最担心的是：母亲脆弱的生命还能支撑多久？
我的弟弟
弟弟哲民属龙，生于1952年5月9日，比我小6岁。我上初中时他刚上小学。我高中毕业到法国留学时他刚小学毕业，还没上初中。那个年代，夫妻只有两个孩子的很少，兄弟俩间隔6年的更属罕见。
电管局大院有一帮大大小小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年岁稍大，据说是保卫处什么干部的儿子，可以算他们的“头儿”。弟弟小，经常受他欺负。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弟弟又在哭，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的，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马上下楼去找那个欺负人的小子。见到后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本想一顿耳光扇将过去，让他也尝尝“五指山红”是什么滋味。但见他早已吓得浑身打颤，不由得动了怜悯之心，到底也没有动他一根指头，只是教训他：不准再欺负人，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得到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