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休工伤假时，我陪她到陶然亭公园散心（1975年夏）
工伤后的妻子只在家休养了不到两个月，就不顾领导劝阻，手裹着纱布重返了工作岗位，而且刻苦钻研，开发出微孔橡皮、塑性橡皮等多种新产品。右手残疾了，她就拼命练习左手，不仅没有影响工作，而且家务事也丝毫没有耽误。做饭、收拾屋子、带孩子，一直是我家名副其实的“一把手”。她尤其擅长包饺子，从调馅到包，从不让其他人动手，包出的饺子个个皮薄馅大，久煮不漏，堪称一绝，大家都说味道比饭馆的好。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了，那时妻子正怀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距预产期不到两个月。北京橡胶八厂接到指示，说许多被砸伤的伤员发生尿潴留[2]，急需大批导尿管。当时一根导尿管虽然只值两毛钱，技术要求却很高。妻子二话没说，挺着大肚子，带领工人连干了几个昼夜，突击生产出一批合格的导尿管支援救灾。
地震过后连降大雨，我因陋就简在妻子家对面的马路边搭起了一个抗震棚，和我的父母、岳父岳母6口人挤在一起度过了十来天。公交车一过，掀起的浪头直扑床板下，几次把鞋都冲走了。现在回想起来，倒别有一番情趣。
1985年，她调到北京市化工研究院，主要从事工程塑料“改性”的研究，比如制造矿井防爆电话的材料，既要绝缘又要抗静电，就需要对ABS塑料的性能进行改进。她对所承担的“七五”、“八五”、“九五”国家项目都有比较突出的贡献。这些项目分别是“抗静电材料”、“井下防爆电话材料”和“电磁波屏蔽材料”的研制开发，曾获得国家教委颁发的“科技进步三等奖”。她在47岁那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我的妻子
从化工理论、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角度看，她其实早就可以当“高工”了，问题就卡在外语上。“文革”中的大学根本不重视外语教学，她英文底子本来就薄，工作多年又很少用到，要通过职称外语统一考试谈何容易？
但人家却偏不信这个“邪”。英语忘光了，她就报名参加了日语培训班，整天“啊依呜诶欧”（日语元音发音）地背个不停。好几次我睡觉时被她吵醒，原来人家说的梦话竟然也是日语。
不到一年，她顺利通过了高工职称的日语考试，分数好像还不是刚刚及格的那个档次，而当年这项考试的通过率还不到50%！
说起她的退休，其实是大大提前了。
化工研究院是北京市化工局下属的科研单位。化工局曾在前两年从国外引进了一条生产塑料、铝箔和纸的复合包装材料的二手生产线，价值上亿美元，并将其落户到北京化工九厂。但不知什么原因，这条生产线两年多都做不出合格产品，把“洋鬼子”请来也无济于事。于是，化工局领导把脑瓜一拍，命令化工研究院与化工九厂合并，企图依靠研究院的技术力量把生产线的难题解决，把九厂救活。
几年以后，研究院非但没有救活九厂，反而自己被九厂彻底拖“死”了。
结果，化工研究院只得大裁员，男50岁、女45岁以上的职工，一律提前退休。当时妻子已成为研究项目中的骨干力量，但研究院的政策是“一刀切”，所以只得办理了退休手续。尽管她后来又被研究院的“高技术室”返聘，但毕竟心情不愉快，干了没几个月就坚决回家了。
妻子退休后，很快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找到一份班主任的工作。我觉得她对待这份工作真是投入了满腔的热情。在她的心里，那么多学生都像自己的儿女一样。在她的口里很少说“学生们”而总爱说“孩子们”。深秋时节，她曾多次让我帮她找出家里的毯子、棉被，甚至从自己的床上揭下褥子，要我帮她送到学生宿舍。那些散漫惯了的“八零后”们倒也真听她的话，班里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两年后，她担任了学校的行政办公室主任，责任大，任务重，有时简直忙得“脚不沾地”，因为最多时她要管理一百多位班主任和将近4000名学生！今天要报材料，明天开团委会，后天哪位班主任有事要请假；要不就是哪个学生宿舍里有人丢了钱包，哪个班的孩子在外面打架，要学校到派出所领人等等，简直没完没了！如果是我早就烦透了，可她始终精神振奋，热情饱满，干得有滋有味。
2008年，她年满60周岁，在培训学院工作了10年之后才从这个工作岗位上“二次退休”。
三十多年来，我们相濡以沫，共同分担着劳累和痛苦，共同分享着幸福与快乐，共同把两个女儿抚养成人，共同送走了她的养父、养母和生母，送走了我的父亲。平心而论，她的确是一位孝顺的儿媳、一位贤惠的妻子、一位称职的母亲。
两个女儿
我有两个女儿：金志彤（小名彤彤）和金爽。两个孩子在我这个年龄的人中比较少见，但并不属于“超生”。两个孩子都是在位于东城区骑河楼的北京市妇产医院出生的。
大女儿彤彤属龙，生于1976年9月20日，当时我在北京市五十五中学当老师兼年级组长，正带着初二年级一百多个学生在郊区“学农”。我带的学生中还有一些外国孩子，本来我们是不准备让他们去的，因为有了他们就属于“涉外”，就要上报，问题就变得比较复杂。
其他国家的学生都爽快地同意不去了，只有二十几个朝鲜学生答复说，他们坚决要参加秋收劳动，后来他们在劳动中的表现也还算不错。与中国学生在农民家里住宿不同的是，他们每天由大使馆的班车来回接送（幸亏他们没坚持也要住农民家，否则麻烦就更大了）。
妻子临产，我把下乡的学生安顿好后，乘夜色赶回家里，用自行车驮着她“长途奔袭”十几里到了妇产医院，但看她当晚好像“没事”，我就连夜赶回郊区去了。当时没有手机，连电话也没有。没想到，当天夜里我们的大女儿就出生了。妻子生产而我没在医院守候，这是我终生愧对她的地方。
据妻子后来说，生完孩子后她感到特别饿，请求医生护士帮忙找点食物，却遭到冷语拒绝。
妻子产后出院，我用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出租车既不是捷达、伊兰特，也不是“小面”，而是一辆帆布篷的212吉普车。现在大概谁也不会相信北京市曾用吉普车来做出租车吧。
妻子抱着的大女儿彤彤还不到1岁（1977年）
彤彤出生后一直和她的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我们结婚后一直没有住房，基本上各自住在自己的父母处，直到1985年才分到位于海淀区魏公村的两居室宿舍），每逢周末我就带着她到佟麟阁路去看姥姥姥爷。后来为了接送她去幼儿园，我画了一张图，妻子让她弟弟在葫芦岛按照图纸焊了一个“车斗”带到北京。
我给车斗配上一个轮子，用穿钉连接在我的自行车上，这样我的自行车就变成了“侧三轮”。但说也奇怪，在彤彤两岁前，无论寒暑，她只要一坐进车斗就睡觉。尤其是冬天，我们很担心她被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