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各庄中学的老师们都很敬业，和我关系比较密切的有胡念中（北京师范学院毕业，数学老师，酷爱篮球和长跑运动，后调到良乡中学直到退休）、周际平（北京师大女附中高材生，数学老师，恢复高考后考上北京理工大学数学力学系，后留校任教，当了教授）、朱荫坡（北京师范学院毕业，语文老师，后调到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任教）等。
大概是1973年，“白卷先生”张铁生和“造反小将”黄帅的事迹登上了“两报一刊”，教育界掀起“反回潮”之风，公社文教组派下“工作组”对豆各庄中学进行“整顿”，以老申为首的教师们遭到批判。这时的课就更没法上了，很快我也被调到长阳中学。
长阳中学位于长阳公社，是房山县离市区最近的学校。长阳公社当时叫“中柬友好人民公社”，西哈努克亲王还来过几次。也由于这个原因，在北京市中学恢复外语课的同时，这所中学开了法语课（柬埔寨曾是法国的殖民地，当时的官方语言为法语）。
我在这所中学工作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法语课的教学任务不重，所以还主动兼任了一个班的化学课。
这个中学的西侧是一大片空地，架设着许多高大的天线。后来得知那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短波发射台。在这个学校里没法用收音机，因为无论拨到哪个波段，发出的总是那一个电台的声音——电磁场实在太强了。一个老教师还告诉我：这不算新鲜，有一个冬日，教师宿舍的炉子上烧的水开了，壶盖居然都能“唱”起来，可以听出电台在播报新闻。
难忘的上方山之旅
大概是在1972年的秋天，我在房山县豆各庄中学当教师期间，和同事胡念中相伴游览了一次上方山。几十年来我到过许多中外名胜景点，但唯有这次游览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上方山位于房山县（现房山区）周口店西南方向，是一处享誉中外的风景区，自古以来就有“南有苏杭，北有上方”之美誉。我到房山县教书之前已对其仰慕已久。
胡念中比我大3岁，196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当时也尚未成婚。他家在四川成都，在北京好像只有一个舅舅，所以每到周末，其他老师都三五成群地进城回家，他却经常一个人留在学校里。一提起去上方山玩，我俩马上一拍即合。
那时北京郊区的交通不便，上方山离我们任教的学校大概有30公里，但我们年轻，根本没把这点路程当一回事。在一个星期日，我们起了个大早，骑上自行车就出发了。
一路上我们经良乡、阎村、周口店、天开，早上8点多即到达了上方山脚下的圣水峪村。我们把自行车往一个部队的篮球场一锁，俩人便准备登山。
没想到，让人如此心仪的上方山，一见面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由于我俩都没来过，因此不认识上山的路。我们转了半天也难觅其径，只得问一个赶着一群羊的农民：从这里能上山吗？那人抬头看了我俩一眼，说：能。于是我们便不假思索地开始了攀登。
大概20分钟后，我们早已手脚并用、呼哧带喘了，总算到了一处勉强能容两人站立的大石头上。向上一望，只见千仞绝壁，根本看不到山顶；探头向下看去，也只是直上直下的突兀怪石。远处的村落、树木虽清晰可见，但人影已如蚂蚁一般。
俗话说：下山倒比上山难。因为向上攀爬毕竟还能看清面前的土石草木，而如果想向下，则根本不知道该往哪里伸脚。眼前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要退下去已绝无可能，唯一的选择是继续向上。喘了几口气之后，我们果断地开始了更加危险的攀登。每爬一步，都要仔细看清下一步的落脚点，要试试手里抓的树枝和杂草能否禁得住我们的体重。
我一边爬，一边琢磨：那个农民怎么告诉我们这里能上去呢？稍一思忖，终于恍然大悟，发现关键问题还是我们问错了人——人家是放羊的，而且放牧的是山羊！如果当初问的是一位老大爷或老大娘，肯定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于是，我们只能横下一条心，你拉我拽，嘴里互相不停地叮嘱对方“小心小心”，又攀爬了约半个小时，终于到达了半山上的一块平地。互相一望，还好，除了手被草木勒出了几个口子，衣服上蹭了不少土之外，其他部位基本上完好无损，只是后背早就被汗水浸透了。后来每次想起这段经历都有些后怕：幸亏当时我俩的身体都不错，否则差一点就要为年青人的鲁莽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为那时我们已有好几次处于“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境地了。
四周打量了一番，我们才明白，其实登上方山根本无需如此冒险，前面本来就有一条蜿蜒的石阶，一头通向山下，另一端直达山顶。这条石阶是当年在山上修行的和尚道士们长年累月修筑起来的，可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只怪我们在山下时攀登的欲望过于急切，匆忙之中没有找对方向。细想一下，如果上山如此艰难，那么山上的那些庙宇如何才能建成？
说起庙宇，眼前的景象不禁令人唏嘘。
上方山本是佛教、道教圣地，传说原来山上大小寺庙多达72座，最早的建于隋朝，大多数都位于这条石阶小路的两侧，直到“文革”前还有不少和尚道士在其中修行。但到了1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飙骤然袭来，北京城里的一队红卫兵开到这里，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
他们手持铁锨、棍棒，先把和尚道士们统统赶下山去，向他们宣布：你们成天吃斋念佛，是搞封建迷信！你们不劳动（其实那时的寺庙都在山上开垦了一些土地，大多数和尚道士们每天都要干活），是不劳而获，就是剥削！红卫兵小将勒令你们自今日起一律还俗！每个生产队分几个，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赶走了和尚道士，下一步就是彻底捣毁“封建老巢”。首先遭到灭顶之灾的是寺庙中的经书和神像。小将们把经书搬到庙外，点起了熊熊大火，据当地农民回忆，那时的上方山上到处浓烟滚滚，遮天蔽日。至于那些庙里的神像，别看它们个个威风凛凛，如凶神恶煞一般，其实都是泥土塑的，根本经不住革命铁拳的沉重打击。不消几日，统统成了一堆堆渣土。
但有的庙宇中的经书太多，实在烧不过来。于是小将们又发明了一个更简便的“除四旧”的办法。因为大多数经书都是在一长条宣纸上写成的“折子”，宽约一尺许，长有两三丈，两端各粘有一块精雕细刻的硬木，折叠后插在用绸缎裱糊的封套里。只需抓住一块木板，用力一甩，那沉甸甸的硬木就旋转着、带着一长条经书飞上了树梢。据说当时漫山遍野的树上都挂着一条条的经卷。
难忘的上方山之旅
红卫兵小将的造反行动相当彻底，几天后，山上已经没有一个僧人，没有一座完整的寺庙，没有一部完整的经书。
“文革”初期的疯狂过后，上方山又来了一拨又一拨的旅游者。他们开始时在寺庙里宿营，那些没有烧完的经书就是上好的柴草，生篝火，做饭，用的都是记述着佛道经典的经卷。后来经卷烧完了，就开始拆庙宇的门窗。随后，山下的农民也发现，居然这些神仙的居所也是可以任人拆的，于是没过三两天，所有的庙宇门窗统统被拆光，连成块的砖石也被搬下山去，成了农民盖房的建筑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