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农村毕竟不是城里，不论怎么闹，还没有出现学生斗老师、打老师的事件。而且学生家长们都支持孩子们读书。听说另一个学校出过这么一件事：一个男孩子在课堂上捣乱，老师反复制止无效，一怒之下便将学生从课堂“提溜”出去了。那个孩子哭着跑回家去。全校老师都震惊了：这还了得？万一被扣上一个“歧视”甚至“殴打”贫下中农子女的帽子，这个老师该当何罪？如果定一个“阶级报复”岂不要进监狱？
下午还没上课，家长就拽着那个学生找到学校来了。但让所有的老师都没想到的是，那个家长对老师说：“先生打得对！您打他就是我打他。下次他再捣乱，您还替我打！”再看那个学生，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显然回家后被家长“修理”得不善！
多数学生家长都是贫下中农，他们虽然自己没有文化，却懂得教育孩子好好学文化，懂得尊师重教的道理，对社会上“大批师道尊严”之风嗤之以鼻。
乡村男教师
每周我们还要带着学生参加劳动，多数是平整土地。开始时学生们跟我叫板，非要和我比赛不可。我那时刚从部队锻炼下来，心想：比就比，谁怕谁啊？结果那些十六七的大小伙子哪个也不是我的对手。但他们在推独轮车上却叫我吃了大亏。
推独轮车要掌握技巧，而且上面装土时也要注意重心合适。那帮坏小子坏丫头给我装车故意把土堆在前面，结果一抬车把就翻车。看到老师出丑，学生们都笑得直不起腰来。
我担任班主任的初三学生们毕业了（北京市房山县豆各庄中学）。
第三排右一是我，右二是革委会主任申世光（1972年1月）
当时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普遍很差。生产队长敲了半天钟（记得豆各庄大队用的是一段挂在树上的钢轨），社员们才稀稀拉拉地来到地头。到了之后还不马上干活，而要先坐在土坎上抽两袋烟，然后再磨磨蹭蹭地下地劳动。所以那时谁也不愿当队长，既劳心费力又得罪人。到了年底开社员大会，往往是现任队长对大家说：老少爷们，这一年我算对付过来了，对不住大伙了，明年另请高明吧。然后主动鞠躬下台。有一年都开春了，还有好几个生产队选不出新的队长，于是公社干部只好一个个村地去做动员工作。
印象深刻的是我任班主任的班上有一个女孩子，叫李雯，瘦瘦的，脸色有些苍白，常穿一件小碎花的布褂子，但一看就不像农村的孩子。后来了解到，原来她的父亲是“右派”，被下放到农村，住在离学校十几里路的一个村子里。李雯坚持每天上学来回步行近30里。老申看她可怜，就在豆各庄村子里联系了一家农民，家里只有一个老太太，让李雯在老太太那里借宿。
李雯的吃饭问题怎么办呢？老申又特别批准李雯在我们教师食堂买饭。但李雯每次吃饭都只买一个窝头或馒头，从来不买菜，而是打开一个玻璃瓶子，从里面取一些咸菜吃。原来她家里有几棵香椿树，她的父母就把香椿叶子摞下来（不是春天人们吃的香椿芽，而是一些老叶子），撒上一把盐，装在瓶子里让她带上。这就是她一周的菜。
后来，我们学校的老师，特别是女老师，一到吃饭时就和李雯“抢”菜吃，说“我就爱吃你瓶子里的咸菜”，同时把自己的菜硬拨到她的碗里。我也吃过她的香椿叶子，粗、硬、涩，实在难以下咽。
说到教师的食堂，其实只有一间厨房，老师们吃饭都是用饭盆打了，端到办公室去吃。当时一天三顿饭，早晚都是咸菜，就是厨房自己腌的芥菜疙瘩，切成丝，撒上一些醋。只有中午饭有一个菜，多数是熬白菜、熬萝卜之类，一个月也难得见到一片肉。每个老师每月先交伙食费6元，到月底多退少补，而且“退”的时候多，“补”的时候少。
其实，我们的伙食费基本上只够买粮食和食用油的，吃菜靠自己种，就是在厨房后面开了一小块菜地，种上萝卜、白菜等，晚上男老师轮流打井水浇菜。每年还养一口猪，都是开春时买的“克朗猪”（断奶后一个月左右的小猪），用食堂的泔水喂着。当然，人都吃不饱，猪的伙食更差，到了年底顶多长到一百斤左右，杀了给大家改善伙食。于是我们到春节前就能吃上几顿猪血肠和带肉的菜。
有一年的初夏，我们学校还发生过一起中毒事件。
这件事的起因是，给我们做饭的厨子买了一个猪头，在前一天晚上就把猪头炖烂了，准备第二天中午给大家吃。但他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就是当时天气已经比较热了，他怕招苍蝇，就把熟猪头扣在笼屉里“捂”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才取出来切。其实分到每个老师碗里的也就三四片而已，吃的时候谁也没觉出来有什么怪味。
午饭后不久，有的老师就出现了腹泻，当时还没引起重视。不料到下午上课时，腹泻的老师越来越多，有的还呕吐不止。老申一看情况不妙，赶快电话联系附近解放军的运输团（这个团也有干部的孩子在我们学校上学），解放军马上派来一辆大卡车。老申强忍着腹痛，一个一个教室地把老师们都叫了出来，让大家赶快上车。点齐了人数才叫我去拉下课的电铃，然后汽车用最快速度把我们全部送到良乡医院。
据说那天学生们听到下课铃都莫名其妙，出来一看，学校里空荡荡的，竟然连一个老师也不见了。
不知是吃得少还是身体底子比较好，我是少数几个没有出现症状的人，连一泡稀都没拉，于是就主动担负起护理病号的任务。当时医院的条件也差，老师们一个个拉得脸煞白，哪个也直不起腰来，胳膊上还都打着点滴。我只好一手举着吊瓶，一手搀着人，轮流送他们上厕所。但此举后来遭到护士的严厉斥责，说打点滴的人只能躺在床上大小便，绝不能举着吊瓶上厕所，以防感染（那时医院的厕所的确很脏）。有的老师说饿了，半夜三更我还跑到街上找卖食品的地方，结果转了一大圈，只买到了一大包白糖。我只好给病号们冲糖水喝。
乡村男教师
幸亏送医院及时，二十多个教师在几天后都脱离了危险，其中包括前面说到的那位学生在课堂上打成一锅粥还照常讲课的女老师，当时她正怀着5个多月的身孕！
但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此事后来在房山县传得有些离谱，说豆各庄中学集体中毒，某某教师不幸身亡云云，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豆各庄大队拨给学校一片河滩，我们就在河滩里种上稻子，虽然产量很低，但秋天收割下来碾成大米，每个老师也能分百八十斤，这才有了本书前面“车的故事”中用自行车驮大米的经历。
我那时虽然工资只有四十多元，却是学校里的“小财主”，原因是虽然父母都在干校劳动，但工资并未停发，弟弟在内蒙古插队也用不着我照顾，我也没交女朋友，所以“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自己挣钱自己花。同校的其他老师就不行了，虽然他们有的月工资比我多些，但都拉家带口，要养活一大家子。
当时每到月底就要专门开会，讨论“困难补助”问题。申请补助的标准是：家庭成员中城镇户口月生活费低于8元，农村户口低于6元的才有资格。一个姓王的老师，四十多岁了，家住大兴县，往返一趟一百多里，家里是农村户口，孩子多，负担重，几乎每个月都要提出申请。听说改革开放后他办起了一个什么企业，大概属于农村中先富起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