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我和胡念中历尽艰辛爬上山来的时候，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只有一片片的残垣断壁和一堆堆破碎的砖瓦。
但我们此行的主要目标并非庙宇，而是那赫赫有名的云水洞。
云水洞位于上方山的半山腰，是一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其主体是一座巨大的溶洞。地质学告诉我们，要形成这样的溶洞至少需要数百万年，而且说明远古的北京一定不会像今天这样干旱，而必定是雨水充沛，气候湿润。
顺着山路我们来到云水洞的洞口，向里一望，黑黢黢（qū）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向里走了几步，眼睛才逐渐适应了黑暗环境，也慢慢看清了脚下的路。我们摸索着走过一道忽宽忽窄的洞，突然头顶变得宽敞起来，用带来的手电筒根本照不到洞顶，也照不到另一侧的洞壁，说明此洞的高和宽都至少有几十米！
近处的石壁上，到处是珊瑚一样美丽的石花，摸一摸，硬硬的，有些扎手。有的是红色的、黄色的，但更多的是雪白的，还有的是半透明的，晶莹剔透，真是漂亮极了。从洞顶掉落的水珠一滴滴洒落下来，“啪嗒啪嗒”地打在我们的身上。
穿过第一个大厅，我们又钻过一道狭窄的山洞，来到第二个大厅。没想到这里居然比第一个厅还要漂亮。洞顶的钟乳石、地面上的石笋五颜六色，有的已连接在一起，形成了顶天立地的一根根石柱。也许是因为洞里太潮湿，我的手电筒的光却开始变得弱了许多。在这样的洞穴里，如果没有照明，能否找到出去的洞口都是问题。万一摸错了路，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于是我们只好准备往回走了。
这时忽然听到洞口传来说话的声音，不一会，又进来了七八个人，有男有女，听他们的对话，好像是北京什么机床厂的。他们的手电筒比我们的要亮、要多，所以我们又跟他们一起往里走了一段。
这时，脚下却发出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用手电筒一照，原来是被人敲下来的石花。大概有人发现这里的石花很美，就想用石头敲击下来，大块的、好看的都带走了，剩下一地碎片。机床厂的人受到启发，也纷纷拿石头敲了起来。但那些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才形成的石花其实很脆弱，他们敲了半天也没有得到一块完整的。只听其中一个小伙子说：早知道就把扁铲[14]和榔头带来了。他的话引来了一阵哄笑。（不知道这几个“游客”后来是否为他们当年的行为感到羞愧。）
由于洞很深，手电筒的亮光又几乎萎缩成了一个香头，于是我和胡念中赶快退了出来。没过多久，那几个机床厂的人也出来了。
这时我发现手上沾了一些很黑的东西，闻一闻，还带有一点煤油的气味。原来山下的农民为了赚钱，就把树枝砍成两三尺长的木棍，头上裹上废纸，用煤油或废柴油浸湿，卖给准备进洞的旅游者。我们的手就是在被这些火把熏黑的岩壁上蹭的。
据说，云水洞很深，有好几层大大小小的洞穴，我们到的仅仅是第一层最靠洞口的一小部分。后来这个景点被开发成上方山森林公园，洞里安装了彩灯，配备了专门的讲解员，还修建了上山的索道。当然进洞的票价也着实不菲。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进洞游览的确有很大的探险成分。怪不得有人在此吟过楹联一副，上联是：上山兢兢战战；下联是：下山战战兢兢。横批：上当就此一回。
上方山的山势十分险峻，放眼望去，到处是悬崖绝壁，陡然屹立，山峰都如刀砍斧削一般。更为奇特的是，北京周围的大多数山峦都是光秃秃的，无论冬夏，总也见不到多少绿色；但上方山却植被茂密，到处绿树成荫，枝繁叶茂，连那些峭壁上也长着松柏和藤类植物。不知是这里的天然条件适合植物生长，还是得到历代僧人的精心维护。
此时已到午后两点，我们草草吃了一些带来的干粮，便寻径下山了。经过上山时的攀援和进洞的折腾，已感到腰腿有些酸软，于是我们便沿着那道历经数百年的石阶往山下走去。
石阶两边草木茂密，近山远景尽收眼底。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存放自行车的地方。这时我们才想起：回去还有30公里的路要骑呢！
至此，我丝毫也没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反而在心中默念：上方山，我还会来的。
教外国孩子学外语
1975年4月中旬，我还在房山县长阳中学教书，突然接到公社文教组的通知，让我马上到东城区的五十五中去一趟。我问：干什么？答曰：县教育局通知的，什么原因不知道。
我连忙骑车赶到这所位于东直门外的学校，找到学校革委会的兰佩云主任。她一见到我就握住我的手说：你可来了！
原来，当时北京对外开放的只有一所芳草地小学，可以招收外国使领馆官员的子女入学。但各国外交官们多次提过意见，说我们的孩子在北京只能念到小学毕业，强烈要求北京市提供可以让他们的子女上学的中学。北京市革委会经研究，并报国务院外事办批准，决定将靠近使馆区的五十五中开放，并决定在这所学校同时开设英语和法语两门外语课。
英语教师好办，法语教师就难找了。后来北京市教育局翻阅档案，发现在房山县居然还有一个中学教师曾留学法国！于是马上给房山县下了调令，但房山教育局就是顶住不放人，说现在想调回市区的教师太多，放了一个，其他的就不好办了。
此事从3月拖到4月，后来北京市教育局火了，说这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决定，你们再不放人，影响了大局，后果由你们承担！于是才有了前面说的那一幕。其实通知我时，公社文教组已知道其中缘由，但他们就是不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前后不过两三天，我就办好了调动手续，正式来到五十五中上班。同时调来的还有一个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法语毕业生吴增田（后来调到中联部工作）、学法语的“工农兵学员”霍宝莉和北京市外国语学校（位于阜外白堆子）毕业的王军。
其实，那几天我正在紧锣密鼓地张罗结婚之事。调到一个新单位，同事们都还没有熟悉起来，所以我除了向学校领导说了一声，其他人谁也没有通知。4月30日算是办喜事的日子，但没有婚车、没有婚宴，也没有婚纱照。我骑着车去接了爱人，父亲把四叔（金恒立）请来掌勺，岳父、岳母和一位亲戚，加上豆各庄中学的几位老师来我家一起吃了一顿饭，婚事就算办了。
五一节过后我去上班，给同事们带了喜糖，他们都很意外。
我担任了初一的法语课教学，还兼做一个班的班主任。
三十多年后，张舒荣老师（前排右三）和我（前排右二）一起
担任过班主任的原北京五十五中学生邀请我们郊游（2008年10月10日）
中国学生学的是北京市统编的法语课本，但班里的外国学生情况就复杂了，其中有来自法语国家的，如塞内加尔驻华大使的儿子、西哈努克亲王的孙女、喀麦隆驻华参赞的女儿等五六个人，也有非法语国家的，如有十几个来自朝鲜的学生。
朝鲜学生大概都是来自干部家庭，每天有班车接送，学习很刻苦，法语成绩很快就超过了同班的中国学生。于是我只能给他们单独上课，初一下学期就用上了初二的课本。其实这倒不算很难，反正就是和中国学生分班上课而已。但给中国孩子上课可以用汉语解释，这些朝鲜学生的汉语也不行，所以给他们上法语课只能从头到尾用法语讲，这在客观上十分有利于他们法语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