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的是那几个来自法语国家的孩子。其实要论口语或词汇量，他们的水平远在我们这几个教师之上，这可怎么教？反复分析后得到结论，就是他们虽然口语不错，但语法却几乎一塌糊涂，因此我们的课程主要是纠正他们的语法错误。
于是，我们就从外国报刊中选文章，自编教材，开小班，专门给这几个学生上课。
有一次，吴增田在纠正那个塞内加尔大使的儿子的语法错误时，那个孩子不服气，和老吴顶了起来。第二天大使专门让秘书给老吴打来电话，向老师道歉。说孩子回家后把情况都说了，大使认为老师是对的，孩子错了。
搞好中外学生的团结很重要，我们多次给中国学生开会，还开了好几次家长会，反复强调国际主义精神。后来果然抓到一件事例，就是有的中国学生给外国同学取外号，比如背地里管那个塞内加尔孩子叫“黑蹦筋”（一种西瓜品种，个儿大，表皮黑绿色），于是我把取外号的那个学生叫来狠狠训了一顿，吓得那个孩子直掉眼泪。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1975年12月30日，学校党支部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介绍人是年级组长朱玉文和教语文的老教师柳伦。当时的党章规定没有预备期，所以我从这一天起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我在五十五中工作的第二年担任了初二年级组的组长。因为初二有3个班，但只有一位数学教师，所以我又自告奋勇接了一个班的数学课。这样我每天都要备3门课：初二法语、初二数学和初三法语（给朝鲜学生上课）。
当时学校除了革委会有一部电话，另外只有一部电话安在大门口传达室。每当有人打电话找老师，传达室的师傅只能跑步爬楼到各年级办公室去通知。后来管后勤的一位姓宁的老师找我帮忙，我便利用业余时间做了一部有线对讲机。宁老师给每间办公室都拉上了电线直通传达室，每个办公室装了一个小喇叭。来电话时，传达室的人插上插头一喊“×老师电话”，相应办公室的小喇叭就响了，于是这间屋的几位老师便不由自主地一齐答应：“听到啦！”或“不在！”
教外国孩子学外语
回想起来，这也算当时老师办公室的一景。
1976年，周总理逝世、朱德委员长逝世、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等事件接连发生。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大悲大喜中度过了动荡的一年。
清明节期间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事件，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地聚集在那里，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摆满了花圈和挽联，写下了千百首悼念周总理的诗歌。四人帮惊慌失措，马上宣布为反革命事件，下令逮捕了许多人，还通知各单位不许到天安门去。我上下班骑车，其实有几条路都可以走，但那些天我故意走长安街，目的就是从天安门通过，偷偷地看了许多诗歌大字报，但回到学校什么也不敢说。
毛主席逝世后，学校布置了灵堂，全体教师轮流给毛主席守灵，我们年轻的老师每次站半个小时。怀着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思念，更是对今后中国命运的担忧，我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热泪。
四人帮被粉碎，大家激动万分，马上停课，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学校还买了不少鞭炮，记得那天我走在游行队伍里，放了十几个大号的“二踢脚”，虽没有崩到手，却把耳朵震得嗡嗡作响（那时我们都把“二踢脚”拿在手里燃放）。
科普出版社之一
1978年夏，“文革”余波渐淡，百废待兴，我结束了将近8年的中学教师生涯，调入了刚刚恢复几个月的中国科协，被分配到科学普及出版社（简称科普出版社）工作，那年我32岁。
在中学教法语时我就觉得法语是个小语种，远比不上英语、俄语，时刻面临被取消的风险（两三年后果然被取消了），于是我产生了调离的想法。当时进入我视线的有三个单位：民航总局、中国旅游局和中国科协。前两个单位都有我的同学在那里工作，情况了解得比较透彻。经初步接触，两单位还都想要我。但最终吸引我的，却是我最不了解的中国科协。
前面说过，上高中时我一直准备报考理工科院校，因为我从小就是个无线电迷，对数理化痴迷至深，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对考上清华、哈军工、西军电等名校也是信心满满。但在“党的召唤就是我的志愿”的感召下，我稀里糊涂地被网罗进了外语留学生队伍。
“文革”后期，我先后在北京市几所中学教书，语文、数学、外语、化学等课程都教过，但缠绕我心头久久不去的，却依然是一种理工情结。回忆起来，我觉得最终促使我“投靠”科协的，就是看中了那个“科”字。我幻想中的工作环境是：一桌一椅，身后应该有一个书架，上面整齐地码放着各种字典，成堆的科技资料等待着我译成中文。
应聘那天，我早早来到了位于西城区三里河的“三科”大楼（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协都在同一个楼内），几经询问才找到了科协人事处。接待我的一位老同志简单问了我一些情况，便从橱柜里抽出两页打印好的纸，让我把上面的一篇法文翻译过来。
我心里有些发毛，暗自思忖：看来科协真是不简单，居然连法语的考题都准备好了！但现场应试的心理准备的确不足，便推托道：“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准备，连字典也没带……”不料，那位老同志却面露不快：“用字典还怎么考你的水平啊？”笔译而不准查字典，真是前所未闻！但事到临头，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匆匆看了一遍，是一篇关于人造卫星的科普文章，不算太难，只有两三个词略感生疏，但凭我对人造卫星知识的了解，那几个字的意思也可推断出来。于是，我便低头写了起来。
惴惴不安地等待了两周，终于接到科协的电话说我被录取了！
当我兴冲冲地报到时才被告知，我被安排在科普出版社，让我直接到出版社去，而当时我对编辑出版绝对是一无所知。那时科普出版社也刚恢复不久，全部人马不过二十余人。由于西直门外郝家湾的原办公楼被占，大家全挤在友谊宾馆北侧科学会堂的两三间房子里，多数人只能两个人共用一张办公桌……
三十多个寒暑过去，白发渐渐爬上了我的头顶，“小金”也熬成了“老金”。我从杂志编辑、图书编辑、声像编辑、编辑室主任、总编室主任、常务副总编等岗位上一路走来，我对科普事业、对科技出版的理解也逐渐深入了。
对科学挥之不去的情结和牢固的数理化基础，使我在科普编辑岗位上如鱼得水。入社后的第4年，职称评定工作刚刚恢复，我36岁，被定为编辑；第9年，我41岁，通过了副编审的评审；第14年，我46岁，拿到了编审职称（当时是全科协最年轻的“正高”）；第28年，我60岁，从科普出版社正式退休。
科普出版社创建于1956年，“三年困难时期”下马，1962年恢复；“文革”中再次下马，1978年恢复。原来在西直门外北京天文馆西侧郝家湾有一座三层办公楼，“文革”中被中国科学院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占据，所以我们复社后没有地方办公，被临时安置在位于友谊宾馆院内的北京科学会堂。这座楼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曾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的行宫，“文革”后才归还给中国科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