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郝家湾的办公楼还有一段故事，就是在“文革”前科普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生育的知识》，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涉及性知识的普及读物，其实里面只讲了很少量的关于两性的基本常识，却一时闹得洛阳纸贵，印了大概有一百多万册。但此书在“文革”中被污蔑为“黄色读物”，甚至说郝家湾的办公楼就是靠“贩卖性知识”盖起来的。
我到出版社报到时，社领导有郑公盾（总编，原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张诚（副社长，原中国书店经理）等。第一任社长高岚是大约1978年10月份才来的，在出版社工作不到一年。我一来，正赶上《现代化》杂志筹备创刊，就被安排做杂志编辑。记得杂志临时负责人徐克明当天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到位于朝内大街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去调查进口法文科普书刊。
科普出版社之一
由于郑公盾在“文革”中惨遭“四人帮”迫害，蹲了多年监狱，身体很差，于是我又被指派兼任他的秘书。我平时的主要任务是帮他写信，他口述，我记录。虽然我一再声明自己的字写得很差劲，但老郑看后说“还可以”（后来我仔细看过老郑的笔迹，和他相比，我的字的确算得上“还可以”），于是我就成了他的写信工具。老郑的往来信件很多，有时光写信就要用大半天。
老郑是个文人，说话带有南方口音。在我的印象中，他做了两件事对科普出版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
第一件事是美国时代·生活（Time-Life）出版公司有一套《少年儿童知识文库》（共10个分册）想打入中国内地，不知怎么找到了科普出版社。这套书的内容精彩，印刷精美，在香港出版了中文繁体字版，每册定价约合10美元。老郑认为这套书不错，在给时代·生活出版公司的回信中提出两点：一是部分内容要由我们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修改，比如“动物”分册中要补充中国珍稀动物，封面要改成中国的特有动物如大熊猫或金丝猴（原版书的封面上是美国秃鹰），当然文字也要换成简体汉字；二是价格要降，批发价要降到1美元。
我见过买东西还价的，但没过这么还价的，心中暗想：老郑准是在监狱里被关糊涂了，这种买卖谁会干！不料几经周折，这笔生意居然做成了，只不过将原来的硬皮精装换成软皮而已，仍然在香港印刷，质量比当时我们内地印刷的强得多，而且美国人还要另外支付我们一笔（大概有2000美元）的改编费。后来他们把这笔稿费在日本买了照相器材以“赠送”的名义交给了我们（在“我和摄影”一章中有所记录）。当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大约是1.6比1，因此这套书的定价为每册3元人民币。记得当时共引进了3万套（30万册）。
老郑做的第二件漂亮事是1982年提出申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社名作为我们出版社的“副牌”。当时的理由是为了在国际上交流方便。经过一番周折，也终获批准。没想到这块牌子对后来二十多年出版社的生存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实按道理说，这块牌子应该属于国家科委的出版社，但他们迟了一步，后来只好申请了一个“中国科技文献出版社”，客观上对他们的出版方向、出版内容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我从做了编辑开始，就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科普的小文章，大多数是从法国《科学与生命》、《科学与未来》等杂志上翻译的。当时中国还没有著作权法，所以翻译时不必关心什么授权问题。老郑看过我的文字，觉得不错，便主动要给我取个笔名。他说有个著名作家叫金近，你就叫金远吧。但我不大喜欢这个笔名，总觉得有“趋炎附势”之嫌，所以后来也一直没有用过。
科学会堂的主要设施是一个大礼堂，我们寄居在配楼的二三层。编辑部最初在二层，后来搬到三层一个很大的房间，二三十人一起办公。整个图书编辑部只有一部电话（当时北京的电话号码只有5位），唯有现代化杂志单独占一间大约四五十平方米的房间，专门配备了一部电话。
当时“内部电影”十分流行，多数是进口的港台片和美国原版片，有的电影连中文字幕都没有，只能请外文水平高的人现场口头翻译。但能翻译通顺的实在不多，有的翻译甚至驴唇不对马嘴，观众看得一头雾水。记得当时看过《魂断蓝桥》、《刀客和路客》、《彩云飞》、《出水芙蓉》、《车队》、《拿破仑》等，电影票价多数是0.30元一张。
编辑刘渔学化学出身，后来编过一本非常畅销的教辅读物——《化学辅导员》，还热衷于帮大家联系电影。她的嗓门特别大，她一打完电话，时间、地点、片名、票价等等不用宣布，全编辑部的人就都知道了，于是纷纷找老刘索票。
“文革”后，刚刚恢复的科普出版社在第一年（1978）只出版了一本书——《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题解》，责任编辑是黄明鲁，实际上在编辑、校对中我们几乎全体上阵，是名副其实的“人海战术”。由于十年动乱造成了文化沙漠，此书通过新华书店征订时达到不仅空前而且绝后的天文数字——2700万册！（这个数字肯定应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出于种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当时出版社根本没有市场意识，后来实际上我们只印刷了150万册，加上几家地方出版社“租型印刷”，总共也没过300万册。
当时的印刷行业还是卖方市场，铅字排版，印刷周期很长，每种书从发排到出书几乎没有在半年以内完成的，平均印刷周期近300天。一本书发了稿，一年多还见不到书是常有的事。记得第一任出版处处长沈涛经常在办公会上诉苦，要求多批准一些请客费，以便与印刷厂“联络感情”，缩短印刷周期。直到1983年，出版社搬到魏公村的大楼，我还多次见到老沈下班后剔着牙，醉醺醺地从外面归来。随着后来电脑排版、胶版印刷技术的推广，加上印刷行业丰厚的利润驱动，大大小小的印刷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甚至在郊区农民中还流传着“要发家，搞印刷”的说法，印刷行业卖方市场的局面很快改观。仅仅三五年后，就变成印刷厂的领导倒过来请出版社的印制员吃饭了，印刷周期也普遍缩减到一个月以内。
科普出版社之一
1978年的年底，《现代化》出版了试刊号，第二年正式创刊。当时还是铅字排版，加上锌版的线条图和铜版灰度图（照片），787毫米×1092毫米的16开本，封面和中心插页为128克铜版纸，内文用52克凸版纸，48面，每册定价0.20元，在解放军1201印刷厂印刷。杂志编辑部的第一批成员有徐克明、茹一民、我、陈金凤、申漳、申亚伦、狄小静、杨林林、宋守今、董新生（编务）、傅万成（美编）等。
前4期《现代化》的主题分别是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创刊号的封面要体现农业现代化，恰好当时日本一家公司在北京展出了一种新型无人驾驶的收割机，老徐认为能代表“农业现代化”的主题，可惜照片上最显眼之处是日本厂商的商标，就令我找一位美编按照广告上的照片改绘（如果是现在，只需把照片用Photoshop稍微修一下，5分钟就解决问题）。后来这幅照片由北京天文馆美工施蔚画成水粉画，施蔚也随后调入科普出版社。
在“文革”动乱的10年中，除了“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和《毛选》之外，其他各种出版物包括科普书刊几乎什么也没有。因此《现代化》一问世，邮局的首次征订数就达18万份。1979年下半年，另一个久负盛名的科普杂志《知识就是力量》（简称《知力》）复刊，老编辑王天一从新疆调回担任副总编并主持该刊。由于《知力》在20世纪50年代就享誉天下，因此一复刊的征订数竟达57万册。后来另外两名老编辑祝修恒、胡先庚也陆续调来，这样出版社就有了三名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