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王天一是真正的“老科普”，他早在解放前就在上海创办了《科学大众》杂志，但解放后他的成分却被定为“资本家”，因为他是那个杂志的主要出资人之一。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也没管好自己的嘴巴，提了些意见，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右派”，批倒批臭之后发配新疆烧锅炉，一烧就是20年。据说天一先生的锅炉烧得颇有水平。
祝修恒是学农的，科普翻译家，曾翻译过前苏联科普作家伊林的好几本书，如《几点钟》、《黑白》等。
胡先庚是学化学出身，做过学报编辑，编辑业务很熟练，可能在“文革”前就在科普出版社工作过。
科普出版社之二
1980年，国防出版社总编汪浩调来担任社长，这时的职工队伍已经发展到近百人。汪浩是个“老八路”，部队记者出身，曾在内蒙古日报社工作。他为人耿直，处理问题果断。出版社出了什么问题，他就召集全社职工到院子里开会，表扬和批评都是一针见血。当时每个职工都发了一个铁制的小马扎，主要就是为了开会用。大家整队后齐刷刷地坐在马扎上，颇像部队的“早点名”。
由于科学会堂要恢复原有的用途，大概在1980年，出版社又搬到紫竹院公园，临时租用公园的房子办公，包括一个独立的小院和公园办公楼的一层。工间操时大家纷纷到湖边跑步。我当时跑一圈大约用15分钟。第二年茹一民调任总编室主任，社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和老徐共同担任《现代化》杂志负责人。
说心里话，当时我并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因为自己在编辑业务上也刚刚入门，而且大多数编辑都比我年长（多数是“文革”前毕业的本科生），让我“领导”人家肯定吃力不讨好；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还让我把摄影这摊事交出去。我心里虽十分舍不得，但也只能服从命令，后来交给了从河北日报社调来的摄影记者赵秀娥。小赵其实比我还大一岁，于2004年5月因脑溢血突然病逝，年仅59岁，这是后话。
由于出版社的发展，紫竹院公园的办公室又不够用了，于是把两个杂志都迁出公园。我们现代化杂志编辑部搬到位于羊坊店的206中学；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编辑部则搬到2207印刷厂。杂志的人员也有些变动，学天文的金恩梅、学英语的蔡景良、学工艺美术的窦桂芳、自学成才的美工杜爱军，还有葛霆、赵红等人都在现代化杂志干过。
从事科普杂志编辑工作以后，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工作。原因是工作要求我们关注科学技术方面的一切新成果、新理论，而这正是我的兴趣所在。当时我整天东奔西跑，在北京举办的工业展览、农业展览、科技展览等，我几乎场场不落空。科学院和各部委的研究所更是我常去组稿的地方。因此，很快我就对各个学科熟悉起来了，还结交了一批科技界的朋友。
1978年底，我第一次出差就是到成都，参加由后来被评为院士的赵忠贤先生主持的全国“高温超导”学术年会，遇到一位上海的大学讲师，他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了超导领域的一个奇妙的现象——约瑟夫逊效应。我当即向他组稿。一个月后，稿子寄来了，我打开一看，不禁哭笑不得，原来是一篇长达6000字的学术论文。我们是个科普刊物，这样的文章根本不能用。可是发稿时间紧迫，请作者再改也来不及。我只好找来有关书刊，埋头“恶补”超导知识，自己动手将这篇论文改写成科普文章。写成后不放心，又三次找到北京机械工业研究所的超导专家审阅，确定在科学原理上没有什么错误。最后仍然以上海那位作者的名义在《现代化》上发表了。
为了与科技界的作者交流，我在那几年读了许多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书，并习惯于每次组稿前都“临阵磨枪”地看一些有关资料。
记得有一次到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实验室采访，那个主任给我介绍直线加速器时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说这些东西在报纸、电台上都报道过了，没什么新东西可说了。就在他准备“送客”时，我故意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这个漂移管是你们自己加工的吗？”因为我从别的书中知道这种纯铜器件是直线加速器的关键部件，加工精度要求极高，而且只能用车床精车，不允许使用磨床研磨（我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于是便现趸现卖。他听后大为惊诧，急忙问我是否是学核工程的，称呼也从“你”变成了“您”。他听到否定答复后更感到不可思议。后来我们之间长达两个小时的交谈就非常融洽了。结果这一次我组来了一篇图文并茂的科普文章，几乎没有做多少修改就刊出了。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也是我业余科普创作最活跃的时期，几乎每个月都有几篇小文章发表（其中大多数是译自法文期刊的作品），长的有三五千字，短的只有二三百字。现在还能记得的像《第一次发现金属氢》、《相对论的20个证据》、《天空实验室告急》、《食虫植物》、《推力皮带传动》等。发表这些文章的科普刊物有《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天文爱好者》、《航空知识》、《大众机械》等。我还出版了几本科普图书，如《海洋资源》（译自法文，其中少量文字由李宝荣翻译，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航天奇迹》（译自法文，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小摄影迷》（创作，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汉字dBaseⅢ编程解难》（与余平、冒巳峰等合作撰写，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后来到了90年代，我还参加编写了《科技图书编辑学教程》（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大学教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写了其中一章：“科普书籍的编辑工作”），1999年出版了《科学的丰碑——20世纪重大科技成就纵览》（李建臣任主编，我和陈芳烈、高庄、卞玉麟任副主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04年出版了《软件工程》（译自法文“Que sais-je”丛书，科学出版社出版）等等。累计发表文章有五六百篇，出版图书六七种，共四五百万字。
科普出版社之二
由我翻译的科普图书《航天奇迹》、《海洋资源》
担任杂志负责人后就要复审稿件。大概是在1982年，老徐被调到别的部门，现代化杂志改由我一个人负责，所有的稿件都要我复审。有一次我的痔疮犯了，不能走路，连坐在椅子上都很痛苦，又赶上杂志要发稿，只好让同事把稿件陆续送到我家。一天社长汪浩突然登门，赶上我正趴在床上审稿，老头儿十分受感动，据说第二天就在全社大会上对我一通“狠狠”地表扬。由此可见汪社长的“老八路”作风。哪像后来的上下级关系？职工生病住院，除非快咽气了，才派一位领导作为代表，先说一堆主要领导如何忙或临时有事或被上级叫走了等等，提着几件开了发票（回去报销）的水果到病床前礼节性地“表演”一番。
在此期间，我社还有了两个分社：广州分社和新疆维哈分社。广州分社原来是广州科技图片出版社，“文革”后非要挂靠在我社名下。新疆分社的成立很有趣，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协主席阿巴斯兼任自治区科技出版社社长，找到汪浩，要求更名为科普出版社新疆分社。经中国科协批准同意后，阿巴斯又来找汪浩要经费。汪社长说，我们也是刚刚开办，经费也十分困难。阿巴斯急了，说：“总社是爸爸，分社是儿子，爸爸总要关心儿子嘛！”软磨硬泡，终于从我们社要走了20万元。当时职工的平均工资不过六七十块钱，因此这也不算一个小数目了。这两个分社在行政上都由地方管理，在业务上接受总社领导，用总社的书号，但从来没有向总社交过钱。直到1990年新闻出版署关于“各出版社一律不得异地办分社和编辑部”的精神下达，才与我们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