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出版社在魏公村的办公楼盖好了，汪社长也到了离休年龄，不料仅两个月后即突然不幸病故，当时年仅60岁。
新任社长叫王麦林，她是“文革”前的老科普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文革”后曾任中国科协普及工作部部长。王社长要求现代化杂志要以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我对此很不理解。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各行各业的人群之中，干部其实是最不爱看书，也是最没有时间看书的，专门给干部看的科普杂志该怎么编呢？于是在出版社搬进魏公村办公大楼的同时，我也被调到第四图书编辑室（编译室）任副主任（副处级，这是我进入出版社后第一个正式的“官衔”，以前在杂志只能称“负责人”），但当时没有主任，另一位副主任是李朗，外文编辑人员有翁菊荣（英文专业，后来去了美国）、张静韵（俄文专业，原来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校对员）、李宝荣（法文专业）、高秀英（德文专业）、马冠英（日文专业，编务）等。
李朗笔名阿朗，长得黑且瘦，河南人，曾参加抗美援朝，后在郑州大学教英文，英语水平相当不错，翻译过不少文章，编写过英汉字典。但阿朗的最大缺点是不讲卫生，甚至挖完鼻孔顺手就抹在椅子底下。小翁是上海人，是个特别爱干净的女士，夏天我们编辑室开会，她坐在阿朗对面，突然忍无可忍地叫道：“阿朗，你刚用手抠过脚丫子！”阿朗只好讪讪地从嘴里把剔牙的手指放下来。
在编译室工作期间印象深刻的是担任了一套《自然科学小丛书》法文版的责任编辑。将科普图书翻译成法文出版在中国非常罕见，同时具备法文水平和有关科技知识的人才几近凤毛麟角，因此我最担心的是翻译质量。经过反复考虑，首先当然要选法文水平高的，决不能弄出“中国式的法文”来。于是求助于一些一直在做翻译工作的老同学，其中包括当年留学法国的进修生，如在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工作的顾良、在外交学院工作的张正中、在国际电台担任播音员的操桂香、在外交人员服务局工作的王四法、在卫生部工作的刘培龙、在建工部工作的张正严等。找这些人来翻译一是看中他们的翻译能力和经验；二是他们所在单位都有来自法国或其他以法语为官方语言国家的外籍专家。因为我要求翻译稿件必须经外国专家审查定稿，而且交稿时要同时交专家修改的手稿。我在审读稿件时也格外细心，发现疑点即与有关专家反复磋商，直到双方都满意为止。结果这套书被中国图书公司订购5000套并出口到非洲的若干法语国家，总体反映良好。
1985年，时任出版社党委副书记的戴生寅找我谈话，于是我又被改任为声像编辑室的主任（正处级）。这个室的前任主任叫方佩刚，成员有朱钦堂、孙秀媛、张建华、徐扬科、马嘉、刘桂银等，但机器设备非常差，只有3台索尼公司出品的β（小1/2英寸）录像机、2台彩色电视机、2台盒对盒的录音带转录机（1带3）、2台夏普800双卡录音机。另外还有一台美国Ampex公司制造的盘对盒（1带9）的录音带转录机，但据说有毛病，不能用。如需制作视频节目，基本上所有设备都要向其他单位租用。
科普出版社之二
我在这个室只工作了一年左右，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件事：一是我把那台美国生产的1带9的录音带转录机“修”好了。因为它虽然从外表看好像缺了一部分东西，但经我检查，基本部件都是齐全的，只不过机柜上有一个仓盖大敞着口，似乎配置不全。我琢磨了好几天，发现主要问题是一部分信号线和控制线连接错误，另外就是母带仓的磁头不知何故断了一根线。在没有线路图和说明书的条件下，我将几十根接线一一调整过来，经试验，发现竟然就能工作了。母带仓的磁头却是个问题，当时根本就没有配件，而且这个磁头的线是从根上断掉的，断点藏在封固的环氧树脂里，里面的漆包线非常细（估计只有0.04毫米，属于漆包线中最细的一种）。我虽有玩无线电的基础，但也不敢贸然行事，便想起北京无线电研究所的一个叫王敬璋的朋友。他看后也觉得没有把握，说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
小王的手艺的确不错，两天后打来电话说修好了。我喜出望外，连忙赶到他们单位，拿到磁头一看，他不仅将断线接上了，而且还用环氧树脂把接头封得很结实。
这台机器剩下的问题就是频率响应需要调试了。本来应该用专用仪器根据产品说明书来调（至少要有标准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但我们既没有仪器，买设备时人家也没给说明书（真不知当初这台设备是怎么买进来的），于是只能摸索着干。我找来一盘音质比较好的开盘音乐带作为母带，在空白盒式磁带上反复录制，再放在高档录音机上试听，终于找到高速和低速两档最合适的增益补偿值。
另一件事是我们有一批准备发行的录像带需要复制，于是借来了七八台VHS（大1/2英寸）录像机，但所用的一台委托别人攒的信号分配器出了问题，录出的磁带同步信号不好，画面出现不规则的抖动。我经过分析，发现是阻抗变换部分的工作点不正确，于是重新调整了工作电流，降低了射极电阻，改变了输出阻抗。后来复制出的录像带就完全合格了。
科普出版社之三
1986年，又一届社长岳家俊上任不久，非要让我到总编室当主任。我只好又一次离开了刚干出点兴趣的岗位。
岳家俊来自北京航空学院（后来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那里的教务处处长，人很聪明，也有一些现代管理思想，一上任就推行目标管理责任制，还亲自抓了几种总体上不错的社重点图书。当时的社领导班子里还有戴生寅（党委书记，后调到中国科技馆任党委书记）、吴之静（总编辑，后调到声像中心任主任）、汤寿根（副社长）、王剑英（副社长）等。
科学普及出版社编辑部党支部委员会。
右起高宝成（书记）、我（组委）、林方时（宣委）（1986年）
第二年，也就是1987年，总编室配备了一台电脑——IBM PC-XT。CPU是8086，主频4.77MHz，内存640KB，硬盘40MB，单色显示器，2个5英寸软驱，配了一块“联想”汉卡，连一台24针打印机在内总共3万多元。这是全出版社的第一台微机。
当时的微机可算“贵重仪器”，为此专门把总编室的里屋辟为电脑房。为了给这台电脑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我还买了一台窗式空调，自己动手切割掉一扇铁窗户，再把空调装上。那也是科普出版社整个办公楼的第一台空调（记得当年到了伏天，尽管有电扇吹着，但我们男同志在办公室却一律短打扮——“小背心”加“大裤衩子”，汗流浃背地伏案审稿）。参照报刊上电脑房的照片，我还托从医院调来的编辑买来两件医生穿的白大褂（但后来谁也没穿过）。
我第一次接触微机，觉得既神秘又兴奋，赶快找了不少书来读，下了班也不回家，就在办公室鼓捣电脑，非要弄明白电脑的原理不可。可是，不懂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比如我怎么也弄不懂“总线”这个概念。因为我从小就玩无线电，觉得在一条线上向两个方向传递信号简直不可思议。于是就钻了牛角尖，而且死活也钻不出来。但是很快，我就发现电脑真是个好东西，最令我着迷的是数据库管理系统，当时的软件还是dBASE Ⅱ，所配的说明书是直接从美国书上翻译过来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很多，还有不少差错，印刷也十分粗糙。我照书本上的介绍很快就建立了一个数据库，把选题名称、责任编辑、批选日期、版面字数等输入进去，通过命令就能对它们进行排序或直接查找任何一个选题。我觉得这简直太神奇了，很快就入了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