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我靠看书自学编出了第一个软件——出版社工资管理系统，尽管在今天看来十分简陋，但具备输入、修改、删除、查询、输出打印等基本功能。我找到财务科，科长刘永华说：我们现在发工资的办法很好，用不着什么电脑。我磨破嘴皮她才同意让我试一试，结果第二个月她就主动找上门来，说老金以后还是你帮我们做工资表吧。3个月后，我还把这个软件成功地移植到科协机关财务的长城0520微机上，用于管理全科协机关的工资，而他们以前发工资却要动用信息中心的“王安”小型机来计算和统计，简直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后来我又对这个工资软件做过多次改进，特别是国家开征个人收入调节税后，如果不用微机管理，那么哪怕只算清楚一个人的工资，也要两个会计按上好几分钟的计算器，还不一定能算得准确。全社二百多人的工资用手工计算，肯定得把会计们累死。我编的工资管理程序在出版社一直用到2001年，即Windows操作系统在国内之后。
于是，就像学游泳刚会换气一样，总想一下子能游上几千米，我对编程序的兴趣大增，丝毫不亚于当年玩半导体。以后又陆续编写了选题管理系统、发稿管理系统、书号校验位计算程序、发行部库存图书管理系统等程序。编程中经常遇到解不开的“扣”，几日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有时半夜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于是赶快披衣起床，把脑子里的想法记录下来。真有“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
我把电脑当成了“最可靠的朋友”，因为我在编程时遇到难题，反复修改也无济于事时，开始总认为是电脑出了问题。但经无数次的验证后，发现电脑是对的，错的永远是我自己。
后来出版社的微机慢慢多了起来，我用过的就有AST 286、A&T 486、联想“奔腾”等等。1990年，我还找了余平（六十六中的老校友）、信息中心的冒巳峰等几个数据库迷，一起编了一本《汉字dBASE Ⅲ编程解难》在我社出版了。其中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几个人在编写程序中琢磨出来的小窍门，总共有一百多条。本来他们几个都说我是当然的第一作者，但我后来主动让余平署名在前面，帮助他顺利地通过了高级工程师职称的评审。
科普出版社之三
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当Windows操作系统普及后，我就彻底“瞎菜”了，因为编程序的思路完全不一样了。在Dos系统下，每一条命令，每一个函数的作用我都清清楚楚，但从“面向过程”到“面向对象”，我又死活转不过弯来了，就像当年从无线电爱好者到电脑爱好者那样。不过，由于后来离开了管理岗位，我做程序的兴趣就没那么高了。
1986年科学普及出版社成立30周年，举行了一些庆祝活动，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请广州和新疆两个分社的领导来北京开会，称“三社联席会议”。我们总编室和出版社办公室承担了会议的准备工作。
大概是这一年的5月份，两分社的领导都要到京。我们派出一辆丰田面包车去机场，先接来了广州分社的社长谢思谦、总编辑高海等一行3人，拉到我们社附近的“西冷招待所”（“西郊冷库”办的，位于魏公村东约1.5公里的四道口）。因为当时旅馆很少，这个招待所比较干净，价格也不贵。一切安排妥当后，我们说：你们先休息，下午接你们到出版社开会。不料老谢略带犹豫地说，能不能给我们换个旅馆？我们问为什么，老谢和高海一起说，别的倒没什么，就是这里的羊肉味太重了。我们知道广东人大多不吃羊肉，但没想到他们对羊肉味这么敏感。只好临时费了很大劲又联系了另一家旅馆，把三个广州人转移走了。
这边刚送走“老广”，那边接新疆人的车就到了。来的是社长阿巴斯和一个副总编、一个编辑室主任。没想到还没进房间，阿巴斯就说：“这个地方我们不能住。”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猪肉味太重了。”天哪！我怎么一点也闻不出来呢！民族团结高于一切，于是赶紧让那辆车先别搬行李，马上送他们到位于百万庄的新疆驻京办事处去住宿。
两个分社的领导在北京开了三天会，我们还陪着他们游览了故宫和新建成的大观园，大家都很高兴。临别前要请他们吃一顿团圆饭，这下社长岳家俊可犯了愁：一边不吃羊肉，一边不能吃猪肉，这顿饭可怎么吃呢？
1986年的“三社联席会”举办期间，在北京大观园
老岳最终把难题推给了我。我拿着一张支票琢磨：民族政策是绝对不能违背的，那么只好委屈一下广州人了。但如果能让他们觉不出来是最好的。我骑着车，找到位于西单的鸿宾楼，这可是北京著名的老字号清真餐馆。当时正是下午3点，午饭早已结束，晚饭还没有开始。我进了门就抽着鼻子使劲闻——到底有没有羊肉味呢？服务员诧异地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想订两桌饭，但不能上羊肉。服务员说没有问题，又说他们有个特色菜，就是烤羊肉串，如果不上就可惜了。我想了想，说：这样吧，羊肉串必须放在最后再上。
告别宴会的气氛十分热烈，三个社的领导们轮番敬酒，说了很多激动人心、感人肺腑的话。尤其是那个新疆的维吾尔族的副总编，喝白酒时酒杯根本不碰嘴唇，一杯一杯直接往嘴里倒，把所有汉族同胞（包括我这个满族同胞）都给震了。
我开始有点紧张，一直盯着几个广州人，发现他们同样兴高采烈，没有任何异常，慢慢地我也放了心，把注意力转移到美酒佳肴上来。“酒过三巡，菜上五味”，正当我微醺之时，服务员端上来两个大盘子，每个盘子里是10大串“吱吱”冒油的羊肉串。激灵一下子，我的酒就醒了。坐在旁边的高海问我：这是什么？我只得如实相告。高海们听了把头摇得如拨浪鼓一般，说我们从来不吃羊肉。我说，你们可以尝一点，如果不爱吃就放下。
说实话，“鸿宾楼”的羊肉串的确烤得与众不同，不锈钢扦子上穿着焦黄的肉块，上面还粘着一层芝麻，看着就令人馋涎欲滴。结果呢，三个新疆人吃得兴奋不已，三个广州人也把肉串啃得精光，一块肉也没剩下。
1987年，三社联席会改到广州举行。我们去的有岳家俊、刘秉文（办公室主任）、马英民（副总编）和我。新疆分社也来了3个人，还是阿巴斯带队。上海科普出版社虽然不是我们的分社，但总算同属科协系统，也主动要求参加，于是来了总编毕淑敏作为代表（不是那个写散文的女作家毕淑敏）。
在广州分社召开的第二次“三社联席会议”
前排左二阿巴斯、左三岳家俊、左四谢思谦；
后排左二高海、左三马英民、左五毕淑敏、右二刘秉文、右三是我（1987年）
科普出版社之三
我们平时都在分社食堂吃饭，但新疆人只好到外面的清真馆子自己找饭辙。刘秉文是个啤酒桶，哪顿饭没有啤酒就跟没吃饭似的。于是每顿饭后都要拉着我出去。开始我以为他想散步或逛街，出去才知道是找卖啤酒的小店，一人一瓶，“咚咚咚”地灌进肚里，刘才抹着嘴巴露出满足的笑容。
后来，广东省科协宴请，地点在一个叫“食在广州”的高档饭店。席间，阿巴斯们大概基本上没吃什么东西。特别是现场白灼的基围虾，个个又大又亮，鲜嫩无比，但他们死活不吃。后来才知道，他们虽然并不信教，但伊斯兰民族的风俗习惯早已养成，除了不吃猪肉，一切腿多的、样子怪的东西也统统不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