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根据新闻出版署“一个部委只保留一个出版社”的指示，科普出版社和广州分社、新疆维哈分社脱钩，与同属中国科协的学术书刊出版社、声像中心合并。合并后的社长由原学术书刊出版社社长文祖宁担任。声像中心副主任谭迳远（谭震林副总理之女）兼任出版社的副社长，她坚持让我到声像中心工作，算整个出版社的副总编，但主要分管声像中心的业务工作。
声像中心原来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主要给科协领导、会议等拍一些记录片，自己也搞一些如《中国古代科技》、《农业实用技术》等科普片子，基本上都是带着经费下来的任务，根本不发行或发行量很少。我去了以后，提出要开发适应市场的选题，但没有什么反应。开会时我见到几个骨干都在下面撇嘴，意思大概是“老金你才干过几天声像啊，瞎指挥！”看来只有用事实说话了。经过调查，我发现当时市场上没有什么适合电脑初学者的声像教材。尽管各电视台有不少讲座类节目，但都是从什么二进制、八进制、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控制总线讲起，实际教学效果极差，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能跟着学下来。于是，我根据自己学电脑的体会，提出搞一个《微机使用入门》的教学片。
在《微机使用入门》教学片的拍摄现场，我担任该片编导（1991年11月）
为了拉赞助，我跑了好几家电脑公司，最后与联想公司达成合作意向：由联想赞助1万元，借用两台微机，并以优惠价从我们这里购买500套录像片。当时的联想还在中国科学院计算研究所的破平房里办公，远没有后来成了中国IT“老大”的牛气。在协议签字当天，该公司打来电话，要求把合同草案中购买录像片的“优惠价”改成“成本价”，我坚决不同意。谭迳远在旁边听着急得直跺脚，我一放下电话就骂我“太贪心”，“连1万元赞助都得泡汤”。我却不以为然，说：等着瞧！结果一小时后，联想公司就把合同、赞助款支票连同借用的两台电脑等一起送了过来。
这部片子总长250分钟，我担任撰稿和编导，形式上不是干巴巴地讲课，而是稍微带一点剧情，有点像情景电视剧。两位主角找了出版社财务科的罗小莉和信息中心的冒巳峰，他们虽都是第一次当“演员”，却都很投入。由于经费和时间限制，实事求是地讲，这部片子做得比较粗糙，但出版后的发行效果却非常好，除了联想公司买走500套片子外，还向社会发行了两三千套，是声像中心历史上发行最好的片子。
我把这部片子的成功诀窍归纳为三个字——“不讲理”。因为当时社会上的其他图书和电视片都是从电脑的基本原理讲起，讲课的都是大学的老师，不怎么考虑观众的实际接受能力，结果几乎没有人看了不“晕菜”的。我这个片子却只讲实用、讲方法，尽量不涉及原理，让那些从未接触过电脑的人看过片子就能使用电脑，所以大受欢迎。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事例，我终于让声像中心的弟兄们理解了什么叫面向市场。
我在声像中心还有两件值得一提的事。一个是当时正处于亚运会的前一年，台北奥委会主席张丰绪访问大陆，要求全程拍片记录。由于张还是动物保护专家，于是就由国家体委和中国科协联合接待。科协把拍录像片的任务交给了声像中心，但中心仅有的两台摄像机都有任务，抽不出来。老谭说：维克，只有你亲自出马了。于是我从北京理工大学找到一台VO级的设备，连摄像小王一起租了过来。
张为了摆派头，一到北京就住进钓鱼台国宾馆，还租了十几辆国宾车队的汽车，两辆头车分别是奔驰600和卡迪拉克，车队里最差的也是奥迪2.8，而我和小王用的是科协机关的一辆奥迪2.4。国宾车队的车好，司机驾驶技术也高。在时速高达100公里的路上，两辆车之间的距离竟然只有十几米（说实话，这时只要有一辆车出了问题，整个车队都可能报销）。在这差不多十天的时间里，张丰绪游览了八达岭长城，参观了位于大兴县南部的濒危动物保护中心，在北海仿膳品尝美味佳肴，到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国家体委的伍绍祖，回到钓鱼台国宾馆受到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的宴请。总之，工作加休闲，吃喝玩乐，他一天也没闲着，可把我和小王累得够呛。因为每次都是张的大奔驰走在前面，我们的奥迪走在最后，但一到目的地，我们还要赶到前面去拍摄。当时的摄像机很沉，还要另带一个重达十几公斤的“便携式录像机”索尼VO-4800，哪像现在的高清数字摄像机这么轻便，扛在肩上跑步都行。
科普出版社之三
我们的车还出了两次事。一次是在八达岭，科协司机小魏开车。等我们从长城上下来却找不到车了。原来在来的路上，一个车胎被扎了，小魏趁我们上长城的机会去换轮胎了。另一次更惨，是从大兴濒危动物保护中心返回的路上，在一个红绿灯路口，前面的车已经过去了，我们的车马力小，司机小魏也不敢与前车跟得太紧，这稍微迟缓的一瞬间就与一辆几乎该报废的破红叶面包车撞在了一起。当时没有交警，小魏打电话叫来了科协司机班的头儿，一看，基本上全是我们的责任。
在高速公路上，我还出了一次笑话：我坐在前排副驾驶的位子上吸烟，顺手把烟头丢到窗外，没想到车速太快，风把烟头又从后窗吹了回来，恰巧落在我的脖子上。我突然觉得后背火烧火燎，抓过来一看才知道是自己犯的错误，崭新的T恤衫还烧了一个大洞。这就是对我无视公德和环境卫生乱扔烟头行为的严厉惩罚。
另一件事是参加了当时北京市委办的电视节目《同心曲》的拍摄。那时还是陈希同任市委书记，李志坚任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龙新民任副部长。我们拿到一个关于北京市法制建设的选题，与北京市法制办公室合作。剧组由我担任编导，还有顾希峰（副编导）、朱强（摄像）、兰军（制片）等，北京电视台派了一个年轻的记者彭浩参加工作。
我们为了这个片子忙了两个月，拍摄了工商局、交警、河道管理局、节水办公室等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情况，到过秀水街、密云水库等地，但更多的时候是跟着工商局执法大队满街转，拍了不少市场上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的丑恶现象。例如假烟、假酒、假木耳、黑心秤等。片子后来虽然在北京电视台播出了，但可惜最终没有评上奖。
在友谊宾馆专家俱乐部召开“科蕾奖”发奖会后的会务组成员。（1991年5月18日）
左起：马嘉、我、顾希峰；右一李煜，右三张建华，右四郭小军，右五李影春，右六声像中心主任谭迳远
科普出版社之四
1991年，从光明日报调来的金涛上任做总编辑。金涛一来，不知听了谁的鼓动，非要求我再回总编室不可，任副总编兼总编室主任。当时的副总编还有白金凤、李则文、矫永平等人。
金涛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文笔很好，善于撰写报告文学和科幻小说，曾有很多作品发表。他原来是光明日报的高级记者，最辉煌的成绩是发表过“傻子瓜子”的长篇报告，曾轰动一时。另外就是曾经两次随中国科学院南极考察队远赴南极（中国记者中两赴南极的至今也仅他一人）。据他自己说，在乘坐“雪龙”号返回的途中，经过南半球西风带，船左右摇摆达35度，所有的人，包括船员都晕船了。只有他和船长还能行动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