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由我当责任编辑的一本书——《变结构控制理论基础》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这是多年来我们社获得的最高奖项。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导周为炳。此书的学术价值很高，对控制论、机器人学等尖端学科的发展都有很大意义。
我在重新负责总编室工作后，强调了“服务”和“管理”的双重职能和以“服务”为首位的理念，要求总编室人员每个人都以一个岗位为主，另一个岗位为替补，加强了编辑管理工作的稳定性，保证了不致由于个别人的缺勤而造成工作停摆。我多次要求总编室工作人员，工作不要只靠手勤、腿勤，更重要的是要脑勤。每个人都要考虑有没有做好工作的更好办法？接到我布置的任务时，必须考虑如果你是总编室主任，你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当时总编室只有一台电脑，我告诉大家：只要电脑没有紧急任务，任何人都可以在电脑上学习和练习。当时总编室的成员有桂民荣、王树理（后改姓黄）、李春利、赵秀娥、黄爱群、单迎春、马跃、冯军等。
科普出版社总编室和东方公司一起秋游位于十三陵水库的九龙游乐园。（1992年9月）
站立的人左一金涛，左三王树理，左四是我；
左边坐着的人左起：李春利、赵秀娥、桂民荣、黄爱群；
右边坐着的人左起：单迎春、马跃、矫永平、冯军
1993年底，我又离开了总编室主任的岗位，担任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的主编，兼管科学大观园杂志。而由裕兴公司与我社合办的《家用电脑与游戏机》的主编则由《科学大观园》的主编赵震东兼任。显然，这是个怎么看怎么别扭的人事结构，结果却存在了好几年。当时我的职责是指导《知力》的编辑工作和终审两个刊物。
一年以后，金涛任社长兼总编，又让我回来管理总编室；大概在1995年，我担任了常务副总编，不仅头衔变了，而且明确了在金涛出差、请假期间由我代理总编辑职务。其中责任比较大的是批选题。遇到难以决断的选题，我只能批注：待总编亲自审批。据金涛说，当时他和党委书记谷立志曾向科协打报告，要求任命我做总编辑，却由于某些情况，阴差阳错而未被批准。
我和金涛也闹过矛盾，但“不打不成交”，后来我们的关系很不错。他在许多具体事上敢于放权，这件事交给你办，你就把它办好，一切由你作主决定，而不过多干涉，譬如在与英国奥比斯公司合作的问题上。但他也有个要命的地方，就是处理问题的随意性比较大。有时，中层干部对他的决定不满意，不敢直接找他理论，就跑到我这里发牢骚。作为下级，虽然我也有同感，但不得不找一些理由帮领导解释。比如说这样做有他的合理性啊，这件事目前还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啊等等。
坦率地说，他属于既不愿“当官”其实也不太适宜“当官”的那一类人，我觉得最适合他的岗位还是科普作家和高级记者。
1997年11月，我向社领导打报告，请求免去我的行政职务。因为我1978年到出版社工作后，从1980年起有17年是“管人”的，不仅身心疲惫，而且感到无休止地参加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会，处理一些本来不该发生或完全可以不发生的烂事，简直就是对生命的浪费。因为我从本质上讲，同样属于不适宜“当官”的人。我宁愿与“物”（比如电脑）打交道，也不愿和“人”打交道，对一周要开五次会的日子早已烦透了。我早就想，还不如踏踏实实地做些编辑工作，哪怕半天我只看了几页稿子，改了几个错别字，那将来出书就减少了几个差错，也算对社会做了一点贡献。加上当时党委书记谷立志要退休了，肯定还要再调一个社领导来，这样在新领导上任之时，我若提出辞职，显然是不合适的。于是我的报告措词很坚决，说如果社里不批准，我就要向科协写报告。金涛、谷立志找我谈过几次话，问我想做什么工作，我说就做普通编辑。他们看我去意已决，只好在社长办公会上同意了我的请求。
科普出版社之四
据说，在行政领导岗位上“自我免职”的，全科协只有我这一号。
1998年，我回到了编辑室，室主任叫胡永洁。后来她调到中国疾控中心，于是这个室解散，我又被划到“技术科学编辑室”，室主任是许慧。
在我退休前的这8年里，社领导又有很大变化：从北京市科协调来周凯宁当社长兼党委书记，从中科院《科学报》调来李士当总编辑。2000年，在“三讲”活动后期，周被调走，李当上了社长，直到2006年5月，就是我退休的前两个月，李又被调离。但坦率地讲，这些年来，科学普及出版社每况愈下，再也没有当年“全国唯一的、以出版科普图书、期刊为主要宗旨的中央级出版社”的辉煌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领导没有深入理解图书市场的运作规律，再加上人事变动频繁，逐渐丧失了出版界“一等公民”的地位。
有时我也想，如果我当年不辞职，这个我为之奋斗了整整28年的出版社，能否不会是今天的模样呢？经过反复思考，我得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也有不少天生的弱点，会犯很多错误，尤其是不善于做人的工作，并不属于那种能够高瞻远瞩、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人物。
遗憾的是，在回到编辑室工作的最后8年，我实际上也没有达到“踏踏实实做几本好书”的目的，每年都为完成利润指标而忙碌，所思考的创意也大多没有什么结果。
我退休时社里开了欢送会，还有年轻编辑给我献花。（2006年8月21日）
左起：颜实（总编辑）、我、高立波（编辑）
职称评定中的一些事
1982年，出版社还在紫竹院公园租房办公，“文革”后第一次职称评定开始了。我当时对“职称”尚一无所知，稀里糊涂地被定为“编辑”。记得当时杂志负责人徐克明还问过我，是报“编辑”还是“翻译”，我觉得脱离外文工作好几年了，就顺嘴说了个“编辑”。老徐等几个老同志则被直接定为“副编审”。
1987年，职称评定工作逐渐走上正轨，人事部出台了一批有关文件。按照规定，中级职称满5年后可以申报副高级（副编审），我便提出了申请。
当时“文革”前和“文革”中毕业的人数很多，符合申报资格的也不少。中国科协也没有评定职称的经验，于是决定搞一次答辩试点，我被通知为“试点者”之一。
考核答辩地点在出版社会议室，“主考官”包括科协书记高潮、具有高级职称的李元、徐克明等五六个人。
为了这次答辩，我做了精心的准备。
一是考评报告究竟怎么写？我和其他编辑不同之处是岗位变动多，9年来我编过杂志，编过图书，管过声像，做过管理，要论图书编辑经验，我可能比不上一直做图书的人。但我岗位换得多，从某个角度来说应该是优势。要在考评中取胜，就必须扬长避短。因此，我主要抓住了每项工作中最突出的内容。比如办杂志的5年中我总结的是科普编辑培养问题，提出先做杂志编辑，一两年后转做图书编辑的4条优点。尽管不一定所有的人都同意这种看法，但不能不承认这种观点确有一定道理。在图书编辑室（编译室）的2年我主要选了担任《科学普及小丛书》法文版的责任编辑时如何确保翻译质量的措施。在声像编辑室的1年中，我选了自己动手修复磁带复制机和视频信号分配器的事。在总编室的2年中，我选了规范制度管理、编写微机管理软件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