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考核答辩怎么准备？由于是“试点”，所以会议室坐满了听众，连门外的楼道里都坐着人。被选中参加答辩的一共4个人，其中我的年岁最小。规则是自己述职20分钟，然后由评委提问，当场答辩。
回忆我当时的心情，有如走进一片暗藏杀机的密林，只知道其中藏有若干武林高手，但不知杀将过来的究竟是一刀还是一剑，也不知对手究竟在前方还是身后，不禁有些紧张。
我被安排最后一个答辩。前面3人的情况都不太好，有的没有念完考评报告就因超时而被终止；有的回答提问时明显偏离了主题。就像体操运动员见到前面几个人从器械上纷纷掉落下来，我的心里也打起了鼓。
但我的考核答辩总体上还不错，一是考评报告我按照事先的“预演”，只谈了一些要点，时间卡得不多不少；二是“考官”们提的问题也基本没有超出我所思考的范围，虽不敢说对答如流，但也算思路清楚，没有自乱阵脚。尤其是其中一两个问题，如李元先生提的关于成立科技摄影学会的设想，由于我对此事先有所考虑，答辩时发挥得头头是道，条理清楚，令评委们甚感惊奇。
这次答辩的成功使我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副编审职称，是“试点”的四个人中唯一获得通过的。
从1990年起，我就参加了中国科协的职称评定工作，担任过翻译系列中级评委会副主任、出版系列中级和副高级评委会委员。值得一提的是大约在1991年参加副高级评定后，突然接到科协通知，让我继续参加正高评委会。我心中打鼓，心想自己只是“副高”怎么能评“正高”呢？后来才知道，当时整个科协也凑不出15个“正高”，无法组成评委会。于是向人事部报告，要求以现有“正高”为主，另从“副高”评委中挑选几个充数（其实这样做真的很不合适）。过了一段时间，人事部没有答复，科协便认为“不答复即意味着默许”。说实话，我那次在评选票上画圈时心里一直觉得不踏实。记得科普出版社那次通过的有两个人。但后来也没有人追究，评审结果有效。
由于当时中国科协的职称评定工作是两年进行一次，因此到1993年我担任“副高”已超过5年，有资格申报“正高”了。
为了这次考评，我做了将近一个月的准备。当时规定，在国外留过学或工作过一定时间的人不用考外语，另外当时报正高也不用答辩，所以能否通过就完全要看考评的书面材料了。
我用了大约20天数易其稿，写出考评报告。思路大体与报副高时差不多。但交上去以后心中始终不踏实，自己总觉得内容陈旧，缺乏新意，怎么看都像篇流水账。越琢磨我越觉得这样的考评报告根本无法打动评委，简直等于自动放弃，甘当“分母[15]”。我苦苦搜寻着良策，几乎夜不能寐。
职称评定中的一些事
两天后，我突然来了灵感，决定“破旧立新”，将自己十几年来的编辑经历归纳成6个方面，譬如“具有较强的选题判断能力”、“熟悉图书、期刊、声像编辑工作”、“自学电脑技术，编写管理软件”、“在管理中坚持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等。经过争取，领导终于同意我更换考评报告。新的考评报告是在两天内完成的，和原来的报告相比，逻辑性、条理性强多了，也更能体现我的真实水平。
1993年6月，我如愿获得了编审职称资格，是当时中国科协年龄最小的“正高”。据几年之后金涛透露给我的消息，在评委会第一次预投票时我的票数就超过了三分之二，在最后决定性投票时获得了全票。出版社中和我同年获得正高职称的只有副总编白金凤。
从1994年起，每年我都是中国科协正高级职称评委会的委员（兼学术秘书），同时还担任过出版系列中、初级职称评委会的主任委员和副高级职称评委会的副主任委员，以及翻译系列中级职称评委会的副主任委员。最忙的时候同时担任中级的主任委员、副高的副主任委员和正高的评委。
在我获得副高级职称后，曾有一位两次申报都没有通过的老编辑气哼哼地找到我，让我帮她看一下职称报告。我读后发现其中表现业务能力的内容比较空洞，反之却包括了不少诸如“为工作加班加点”、“星期日也不休息”等内容，便问她前两次是怎么写的，她说和这份差不多。我对她说，我想对您说的只有一句话：评定职称不是评选先进工作者。然后将我对职称评定的理解对她详细叙述了一番。后来这位老编辑服气了，彻底修改了考评报告，在第二年通过了考评。
社内外还有许多人问我关于职称报告怎么写、答辩怎么准备的问题，在不违反评审纪律的前提下，我都耐心地给予帮助。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工作干得好，业务水平高，只因为思路不清晰，报告写不好而错失职称资格是很不公平的。但另一方面，也绝不能让那些工作不好好干，只想在职称评定中投机取巧的人得逞。
后来问的人多了，我便总结出了几条“撰写业务工作报告的体会”，使不少同志从中受益。有人看了以后称赞说，这简直可以叫评职称的“葵花宝典”。内容大体包括“切忌跑题”、“注意扬长避短”、“实事求是，防止虚夸和过高的自我评价”、“注意报告的学术性”、“注意逻辑性和条理性”、“切忌空洞”、“牢记报告的最终目的是征服评委”、“文风要朴实”、“要相信评委会的公正”等几个方面。
通过多年参加职称评定工作，我感到目前的职称评定还存在许多问题，譬如有些人工作不怎么样，在评定报告中把自己夸成一朵花，竟然也顺利通过了评审；反之，有的人工作努力，业务水平也不错，但不善于总结积累，也不清楚考评报告该怎样写，再加上面对面答辩时临场发挥不佳，于是一次次痛失机会。
我曾多次向科协职称办公室提出建议，改进职称评定的组织工作，但无奈人微言轻，始终未能奏效。
2006年我在60岁时办理了退休手续，依照科协的规定，退休人员即不再参加职称评定工作。但后来依然有许多人向我咨询有关职称评定问题，我对这些同志都给予了真心实意的帮助。
日本之行（一）
1989年夏，经过中国印刷技术研究所丁一先生（中国科普作协翻译委员会委员、顾问）牵线，科普出版社接到日本讲谈社的邀请，我们一行五人——社长岳家俊、副总编马英民、农业编辑室主任李则文、翻译曹嘉晶和我（时任总编室主任）于6月3日前往日本访问。
刚到东京 （1989年6月3日）
后排左起：丁一、马英民、李则文、曹嘉晶、岳家俊、我；
前排两位女士石原尚、曹泰和都是日本讲谈社的工作人员
行前，岳社长指定我担任“司库”，也就是管钱，还专门给我准备了一个密码手提箱。我到地处阜城门的中国银行开了一本VISA旅行支票，留下了签名备案，就是说，这本支票只有凭我的签名才能支付，还领取了少量日元现金。
波音747客机从首都机场出发，在上海上空绕了一个弯（未降落），于当天下午抵达东京羽田机场。从机场到市区的路并不畅通，车辆密度很大，讲谈社接我们的车停停走走，一个多小时候才把我们拉到一个小旅馆（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物价很贵，所以通知对方一定要帮我们找一个便宜的住处）。说它小，并不是指房间少，这家旅馆从一层到五层也有三四十个房间，而是指它的房间小，每间房总共只有大约5平方米，其中还包括一个卫生间。房间里，一架单人床就占了两平方米，床边到墙壁的间隔不到半米，墙角还固定了一个三角形的小桌。卫生间只有1平方米左右，里面却安排了抽水马桶、洗脸池和淋浴设备，其结构之紧凑度接近于民航飞机。床铺的脚头是一台投币式的14英寸电视机（不投硬币不能看），过道上方是一个小空调。就是这样一个小房间，每天的房费也要一千多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