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房间很小，但卫生条件还行，床单、被罩、睡衣每天都换，客人离开后马上就会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层的“大堂”里有一个小小的服务台和一张桌子，桌子的一头放着一台免费收看的20英寸电视。从一层到五层都靠一部很小的、只能乘三四个人的电梯上下，而且这部电梯还很特殊，就是二层到五层的门是朝相反的方向开的，大概也是因为这座楼窄小的结构所限。这种两面开门的电梯我后来只在北京的一些医院里见过。
第二天早上刚过8点，丁一先生就打来电话，问我们昨天夜里是否看过电视。我们当然谁也没看。他说：快开电视，昨夜报道，天安门广场出事了！我们慌忙起床，跑到一层去看电视。这就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广场事件。
6月4日上午，讲谈社社长会见了我们，这是一位相当富态、保养得很好的五十多岁的女人，穿一身白色的西服，脖子上挂着一条很粗的项链，十分显眼。看得出来，所有的职工对这位老板都敬畏有加。一番礼节性的对话之后，就安排下属的一位部长带领我们参观。讲谈社可以算日本第一大出版社，有职工上千人，出版了许多非常精美的图书、画册。我特别注意到在众多的图册之中，有一本介绍北京故宫的画册，开本很大，大约是4开，图片的艺术性很强，而且清晰度非常好，不知日本人是自己拍的还是购买了故宫的版权。
东京，讲谈社门前（1989年6月5日）
我们一到，就听说东京的地铁非常复杂，据说曾有一个中国来的团在地铁里迷了路，转了一天都没有出去。可是从第一天乘坐过地铁后，我便觉得东京地铁实在是方便得很，各条线路、出入口都标注得一清二楚，加上日本的地名多数是“当用汉字”，虽不会读，但辨识起来毫无困难。买票也用不着说话，用手一指或比划一下就都解决了。因此从第二天起，我们就分头行动了，只要先在地图上把地铁站名找到，然后按图索骥就出不了差错。那个迷路的访问团如果不是太笨了，就是瞎编的故事，根本没这么回事。
由于北京出了天安门广场事件，我们心中发慌，于是第三天我和岳家俊就去中国大使馆探听消息。出了地铁口，在前往大使馆的几百米的途中，我们遇到三次警察的阻拦，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拿出护照，他们看到上面的签证便放行了。后来才知道，这两天有不少日本人和中国人到使馆门前游行，日本警方加强了警戒。
大使馆铁门紧闭，只留了一个小窗口接待来访。我们说明来意，说我们原计划有两周的访问时间，问我们现在是应该继续访问还是立即打道回府。使馆的人说，现在北京从机场到市区的道路都封锁了，你们现在想走也回不去。至于过几天什么形势，要到时候再说。后来还知道，当时日本对一些申请“政治避难”的人格外关照，一律马上发给“绿卡”。这也说明，日本政府实际上是巴不得中国天下大乱的。
日本之行（一）
既然回不了北京，我们只能按原计划进行访问，但所带银子有限，我作为“司库”便暗中尽量节约，争取在万一的情况下能在此多坚持几天。当天下午讲谈社主动让我们用他们的电话和家里联系一下。当时我家还没有装电话，但从其他同志打的电话中得知科普出版社的职工和家属都没有出事，才稍稍放下一点心。但当时妻子的老姨（住在四川资阳）的大女儿王德珍正在北大医院因心脏病住院，出发前就知道这几天要动手术，不禁还是有些担心。
几天之内，我们在东京访问了小学馆、欧姆社、牛顿出版社、妇人生活社、第一法规出版社等，都是讲谈社帮助联系安排的。日本人工作效率很高，会见一般都安排在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到了中午一般就由对方提供一顿工作餐，双方边吃边谈。
东京，访问欧姆社。（1989年6月16日）
左一李则文，左二曹嘉晶，左三佐藤政次（日本人，经理），
左四岳家俊，左五种田则一（日本人，社长），右二是我，右四马英民。
第一法规出版社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早在1981年，我们出版社还在紫竹院公园里办公、汪浩任社长时，就接待过由其社长田中英雄带队的访问团，当时还送给我们一屋子（上千册）的法律类图书（后来觉得没什么用，记得好像都转赠给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了）。这家出版社以出版法律法规方面的图书见长，而且由于日本的法律朝令夕改，因此他们的图书都是活页形式，可以随时增加或减少内容，称作“加撤式”图书，属于这个社的专利。
这次刚见面时，双方都很拘谨，说话也全是礼节性的。我忍不住提到当年他们到北京访问的情况，特别是陪同他们去八达岭长城，后因天降大雪，担心路滑出事，只好中途返回，田中先生当时还不无遗憾地说过“‘不到长城非好汉’，看来我今天只能算半条好汉了”。（访问团的其他四人当时都还没有调入我们出版社，对此情况只有我一个人了解。）田中见遇到熟人，气氛立刻热烈了起来，对我们的态度也热情了许多。
在访问之余，我们主要任务是看书，就是逛了许多家书店。
日本的书店大小都有，大的营业面积可达几千甚至上万平方米，小的只有一百多平方米，但环境都布置得很优雅，还不停地播放着轻松而隐约可闻的背景音乐。在一家很大的书店（纪一书屋）里，我看到图书种类非常多，每类书都占了一两个书架，譬如其中有许多马列主义图书，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等，邓小平著作及关于邓小平的评论类图书占了满满一个书架，中国的古典名著如《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等也占了一个书架，而且每种书在书架上只有一本，可见其经营的品种之多。同时，一些色情读物甚至淫秽作品也在公然出售，包括一些长度近两米的男女明星的巨幅全裸照。音像制品区更是鱼龙混杂，既有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名作，也有许多属于“三级片”的淫秽光盘垃圾。
一天，我们逛到“书店一条街”，我突然发现一家挂着“内山书店”的牌子，难道这就是鲁迅先生作品中多次提到的那家日本友人开的进步书店？
记得初中上语文课时学过一篇记述鲁迅先生的文章，标题好像叫“一面”，大意是“我”是上海一名收入微薄的汽车售票员，1932年秋天，在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里看中一本鲁迅先生翻译的苏联小说《毁灭》，但1元4角的定价令囊中羞涩的“我”无法购买。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位面庞消瘦、留有两撇胡须的先生，又递过一本更厚的、曹靖华先生译的《铁流》，问“我”：一元钱有没有？这两本书只要你一元钱。当“我”万分感激地掏出带着体温的一块银元时才发现此人非常面熟。原来他就是鲁迅先生。4年后的1936年，鲁迅先生就去世了。
我急匆匆地走进书店，店面不大，出售的图书五花八门，但爬上二层，却发现出售的全部是中国出版的各种图书。由于我们的翻译曹嘉晶没有同来，所以只好用笔和坐在柜台前的一位老妇人交谈起来。我写了“中国，科学普及出版社”，指指自己，又写了“鲁迅”、“内山书店”，然后打了一个问号。老妇人招呼我们坐下，还叫服务员端出几杯饮料，然后叫出后面的一位中年男人，没想到此人会说中文，虽不流畅，但表达意思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