彤彤小时候很好动，像个男孩。院子里有一根铁杆子，许多男孩子都爬不上去，她却上下自如。上小学时还很能跑，60米成绩全班第一，比所有男生都快。
全神贯注的小摄影师。
金志彤（右）和妹妹金爽在北京宣武艺园（1984年）
她的初中是在我上学的六十六中上的，班主任叶允芬是我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我征求彤彤的意见，告诉她，按照她的成绩，考上本校（当时是“区重点”）应该没有问题，另一个选择是可以考一个比较好的技校。结果她报考了北京电信学校，就是我父亲曾经担任校长的那个学校。这时电校已迁到大兴黄村，但在全北京的录取分数仍然是最高的，甚至超过了一些“市重点”普通高中，原因大概是这个学校是北京电信局办的，毕业后将全部分配到北京市电信系统工作。
彤彤第一次离开家，在学校住宿，妻子放心不下，多次到学校探望。
在这个学校里，学生的“学号”是按照成绩编排的，她刚入学时学号排在最后，三年后毕业时已经名列前茅。毕业后被直接分配到地处三元桥附近的北京电信局国际局，几年后调到海淀区的皂君庙电话局。
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她是单位里的文娱骨干，每年年终都担任公司和局里联欢会的主持人，还写了不少文章和诗歌，有的被刊登在《北京电信报》上。在皂君庙电话局，她加入了党组织。
几年后，她经过考核，调入联通北京公司维修分公司人力资源部做人事工作，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经过刻苦自学，她终于拿到了大学本科的毕业证书。
二女儿金爽的到来有些意外，因为当时“一对夫妻一个孩”的计划生育政策已倡导多年。记得那是1979年的初春，乍暖还寒的季节，妻子意外怀孕了，当时大概有两三个月，我俩商量决定不能要这个第二胎，准备到天坛医院做流产手术。她那天穿的衣服很多，把冬天的大棉袄也穿上了，整个人都圆滚滚的。她让我先到医院去等，她回单位（北京橡胶八厂）医务室去拿三联单[3]。
两个女儿
单位离天坛医院并不远，我坐在医院的候诊室里，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不知这人干什么去了！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她来了，一见到我就笑。我问她笑什么？她说，医务室的医生说了，现在的政策是可以要二胎，条件是两个孩子要间隔3年。算起来，大女儿正是3年前出生的。接着她问我：你说这个手术还做么？
我没了主意，反问她什么意见。她说，要不然咱们就把孩子留下？将来两个孩子好有个伴……
于是，在一两分钟的犹豫之后，我们俩就分别骑车回单位照常上班去了。
后来才知道，这个政策当时只执行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重新恢复到“一对夫妻一个孩”了。
几个月后，1979年8月5日，我们的二女儿金爽出生了，属羊。她们的姥姥总说金爽“命大”，差一点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金爽从小跟着姥姥长大，后来到大约6岁时，我们自己有了宿舍，才和姥姥一起搬来和我们同住。
二女儿从小就很有个性，胆子大，爱玩虫子，土鳖、蚂蚁甚至毛毛虫都是她的最爱。有一次，佟麟阁路院子里的邻居小伙子不知从哪里抓来一条足有一米长的大花蛇，扣在院子中间的花盆下面。不料第二天那蛇就不见了踪影。过了大约二十多天，那天天气比较热，我们一家正在屋里围着小饭桌吃饭。我面对门口坐着，忽然看到那蛇正在院里爬！我一步跳出门外，想打蛇却手头没有合适的家伙。正当我回头找棍子的时候，金爽竟也兴奋地跑出了房门，蹲下去伸手就拽蛇尾巴！幸亏被她姥姥一把拉住了。
发生这惊险一幕时，金爽还不到4岁。
“我不照！”当时金爽（中）只有2岁多，其实大概是她走累了（1981年）
金爽长大后喜欢上了财会（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我家没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不知她受了谁的熏陶），现在北京长城B+B公司做财务工作。经过努力，她还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
女儿们小的时候，节假日我经常带她们出去玩。搬到魏公村后，我们最常去的是圆明园。20世纪80年代的圆明园还没有围墙，里面到处都是民房和农田，现在的“福海”等湖泊里当时都种着水稻，骑着自行车可以从清华西门一直走到大水法。那时的圆明园，每到星期日经常会见到骑一辆“二八”自行车的中年男人，前面大梁上坐着小女儿，后面车架子上驮着大女儿，其乐融融地游山逛景，捉蚂蚱，逮蜻蜓。
彤彤（右）和爽在颐和园冰面上玩得很开心（大概是1985年冬）
两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也都分别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小家[4]。姐妹俩相互惦念，相互关心，印证了当初“相互有个伴”的预言。现在她们每天都会来电话和我们聊上一会儿，还经常实践着那句久唱不衰的歌词——常回家看看。
虽然孩子们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经历，但我感到很满足，很幸福。这大概又印证了另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吧——平平淡淡才是真。
大杂院
从记事时起，我家就住在北新桥南的一个大杂院里，具体地址是东四北大街324号（老门牌），路西。大门正对着骆驼胡同西口，南边隔壁是一个消防队。
记忆中的大杂院平面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这本是两座相邻的四合院，不知怎么后来变成一副破败的样子
大杂院分前院、中院、后院和后院的后院。我家就住在后院的南屋里。前院和中院的格局是比较标准的四合院，加上两重后院就有些不伦不类了。大杂院里总共大约有十来户人家，除了中院有两家吵过架外，邻里之间总体上还算和睦。
前院很小，和中院之间隔了一道垂花门。前院的北屋只有一间，面积很小，是四合院所谓的“耳房”，户主好像姓姜，挺瘦，是在信托商店卖古玩的，平时总穿一件对襟的中式小褂。他特别爱喝酒，鼻头总是红红的，无论冬夏身上总带有一股劣质老白干的气味。他老伴身体不好，似乎从来也不到院子里来。他家没有孩子，却总喜欢逗弄孩子玩，但男孩子却没有几个喜欢他的，因为他总爱摸孩子的小鸡鸡。前院的东南角有个厕所，我曾出于报复心理，故意摔碎了他放在厕所破窗台上的夜壶，后不幸遭人举报。我在家长的严词（尚不是“严刑”）审讯之下不得不如实招供，不料却没有得到“坦白从宽”的待遇，而是实实在在地挨了一顿臭揍。第二天家长托人（自己不好意思去）另买了一个赔他。他嘴上说不要不要，但最后还是要了。
前院和中院之间的垂花门上，刻有一副古老而陈旧的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色彩早已斑驳不堪。中院住了大概有四五户，记得起来的只有北屋的李家。他家的墙上挂着一些条幅字画，屋里有一张红木条案，摆着一对掸瓶和文房四宝，显得很有书卷之气。他家的小儿子叫鸿升，属猴，长我两岁，比我高一个年级，是我小时的玩伴，我一直称他“升哥”。家长总说他比我聪明，我对此倒也服气，因为我俩曾共同惹过不少祸，但败露后被迫顶杠的大多是我。鸿升的父亲又高又胖，在解放前当过律师，解放后律师这个行业基本上就算完蛋了，于是在家赋闲。他家是大排行，因此鸿升有好多个哥哥姐姐。其实亲姐姐只有两个，一个是清华毕业，学桥梁隧道工程的；另一个是学师范的，后来当了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