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后院南房，进深很短，总面积最多不到20平方米，和中院李家的房子背靠背。两个屋脊之间是一条排水的通道，下大雨时冲下来的水柱把地面砸出一个坑。据母亲讲，这间屋子就是我的出生之地。
那时的房子都是木门木窗，下面半截有玻璃，上半截窗棂上糊的是窗户纸。到了夏天要裱上“冷布”（孔眼比较大的纱布），再绷上小线（一种比较粗的棉线），用高丽纸和秫秸杆做成卷窗。高丽纸带有一条条笔直的纹路，大概含木浆的成分很多，虽然薄却十分坚韧，下雨受潮后也不会破。
房屋的顶棚也是纸糊的，里面有用秫秸绑成的架子。秫秸要事先用纸条缠好，这样糊棚的纸才能粘得住。糊棚是个手艺活，两个棚匠只用半天就把顶棚绑得平平整整，糊得严严实实。一两年后顶棚变脏了，加上个别部位漏雨和“楼上”的老鼠们随处便溺，便形成一片片黄黄的水渍，于是就要重新糊一遍了。顶棚上一年四季都是老鼠们的运动场，每天夜间都能听到它们吱吱的叫声和疯狂的奔跑声。
屋里的地面是青砖铺的，多数已断裂，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过一段时间还要用旧菜刀铲去上面的泥巴，平时只能用扫帚扫，从来没有“拖地板”之说。而且夏天总是潮呼呼的，床下要撒生石灰吸收水分，否则连床腿都要生霉。
家里没有什么好家具，大多是父母从晓市（即现在所谓的“跳蚤市场”）上淘换来的旧货。靠窗摆着一个“二战”结束前日本产的三灯收音机，灰黄色的木头壳子，调节半天才能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门口摆着一口水缸，每天父亲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用院子里的公用水桶和扁担到街上的自来水龙头去挑水。
当时北京的地下水位很浅，大概至多也就3米左右。大院南边的便道上就有一口水井，井台的大理石栏杆早已破碎不堪，朝下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倒影。但家长怕我掉下去淹死，严禁我到井边去玩。那时水井分甜水和苦水两种，总体上是苦的多、甜的少。我家附近的是一口难得的甜水井，但自从有了自来水，就没有人用这里的井水了。
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还有推车卖水的，车轮都是木头做的。有的是双轮车，架着一个很大的木桶，车后有两个木头塞子算是阀门；有的是独轮车，两边各挂一个木桶，要同时放水才能保持平衡。曾有小孩犯坏，乘卖水人给院里送水之机拔掉一侧的木塞，结果一边的水放光了，整个车便倾倒在地，连木桶都摔裂了，气得卖水人跳着脚骂。我虽淘气，但慑于家长的威严，从不敢做此种伤天害理之事。如果家里水用光了，父亲又没回来，外婆就到街上去买水，大概是一分钱一桶。到了夏天，水缸里会生出青苔，于是要把水缸里的水掏净，再搬到院子里去刷。所有这些力气活都是父亲的任务。
大杂院
后院的东屋也姓李，有个女儿叫凤琴，比我大几岁。她家开了一间酱油店，院里总摆着几个做酱油的大缸（比家里装水的水缸大多了），堆着豆饼，是黄豆榨油后的下脚料。当时的酱油肯定没有用盐和染料勾兑的伪劣产品，顶多是用豆饼代替黄豆以降低成本而已。她家雇了一个小伙子，剃光头，大家都叫他“和尚”，好像和她家还沾点亲戚关系。和尚每天的主要工作是骑在板凳上用大菜刀把豆饼切成小块。我曾多次偷吃过他家的豆饼，人家李家倒从未说过什么，但后来被外婆发现，在父母面前告了我一状，于是我赶紧表态下次绝对不敢，总算逃脱了惩罚。从他家可以穿行到前面的门脸，我有时被派去打酱油或醋，就从他们家里穿过，但往往受到家长的指责，严令今后不准穿行人家的房子，必须从大门绕过去。
后院西屋住着两户，靠北面两间的住户也姓金，但不是满族人，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分别叫淑铭、淑君、淑衡、书林。二女儿淑君年岁大概和我相仿。金家在北新桥开了一家五金店，我也曾去买小钉、铁丝之类的东西。金家和李家在“文革”中都因“小业主”的成分而被“扫地出门”。后院的北屋空着，很长时间都只用来堆放杂物，还有一口房东存放很久的很大的红漆棺材。我一直不敢从窗户缝向里望，天黑后更不敢一个人在院子里停留，而总是狂奔回家，生怕从北屋的棺材里跳出什么妖魔鬼怪来。西面靠南是一间小屋，住户姓王，基本上和我家没有什么来往。但抗美援朝期间有一次我在院子里学唱当时的流行歌曲《王大妈爱和平》，这家的女主人听后眉开眼笑，破天荒登门送我一些食物；不久之后我又用玩具枪朝他们家的方向疯狂扫射过一番，从此她又再也不理我了。
王家和金家之间是个小过道，位于后院的西南角。穿过过道就到了后院的后院。这个院子的西屋姓闫，好像是山西人，但肯定和闫锡山没有什么亲戚关系。他是开煤铺的，晴天时就在院里和煤、摊煤、剁煤，最后用架在一个花盆上的柳条筛子摇成煤球（当时还没有蜂窝煤），晒得干透了就可以售卖了。忙的时候偶尔会雇一个帮工，但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干，既是老板也是伙计，因此肯定不能算“资本家”。这个院子和消防队通着，运来的煤末、黄土，运出去的煤球都要从消防队的大门走。他家做煤球的黄土堆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挖碉堡，筑长城，寻觅隐藏在黄土之中的“胶泥瓣”和“石猴”[5]等宝贝。
这个院子东北角的小屋住着老两口，大概是姓虢（guó），靠虢姥爷平时上街卖一些油炸的面食为生。虢姥姥有时把卖剩下的“散子”给我吃，五香粉味很浓，我每次都吃得兴高采烈。他们问我吃的是什么，我说叫“乱七八糟”，以至成为笑柄。记得他家屋里的地面比院子还低，进屋要下两层台阶。院子的西北角是另一间厕所，后院的人都上这个厕所。当时大杂院里的厕所照例是没有电灯的，晚上如厕都要举着一个蜡烛头或拿着手电。院子里的厕所只有一个坑，到门口要先咳嗽一声，意思是问“有人吗？”如果里面也有人咳嗽，就表示“客满，请稍候”。
院子里没有下水道，下雨时后院的后院夹带着煤末的黑水就要从小过道流到后院，再到中院、前院，最后流到大街上进入地沟。有一次天降大雨，我和鸿升在小过道玩，发现旁边墙脚下有个小洞，便用砖块、泥土修了一项水利工程，让“黑河”改道，流入地下。不料那家住户却遭了殃。原来那是老鼠筑的巢穴，雨水从老鼠洞直接灌到人家屋里。雨后那家人在院子里骂了很长时间，吓得我躲在屋里一声也不敢吭。
我小时候还有一个玩伴，叫罗保利，是王大妈的大儿子。当时父母见外婆年岁大了，就请了罗裁缝的妻子王大妈在我家当保姆，当时叫“帮忙的”，记得每月工资是20元，要算比较高的了。每天的工作是帮助外婆做中午和下午的两顿饭，还有就是洗衣服。王大妈从不在我家住（也确实没有地方住）。
罗裁缝住在北新桥，从小没上过学，手艺却不错，我家的四季衣服大多请他做。有时我也见到母亲和罗裁缝为做衣服的事吵得一团糟，双方都面红耳赤的。可是吵归吵，下一次做衣服仍然找罗裁缝。罗裁缝一家四五口，日子过得很紧巴，不大的一间房子里，除了床铺和一个破旧的柜子，就是一台老掉牙的缝纫机了。还有就是人家送来做衣服的布料和尚未完成的衣服。保利在家里排老大，比我大一两岁，见过一面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那时我每天下了学，就从外婆手里要过5分钱，然后去找保利。当时这5分钱的用处可大了：可以看好几本小人书，分享一个水萝卜，或买许多“洋画”（一种比邮票略大的小画片）。好像当时小学生也没有那么多家庭作业。可惜到1958年我们搬离了北新桥，从此和王大妈一家就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