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子怎么判？绑架罪是很严重的罪行，依照《刑法》规定，起刑点就是10年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要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虽然我很痛恨这个农民工的失足行为，但同时也觉得判刑10年过重。但法律就是法律，判案只能依法进行。最后我们合议庭一致同意判其10年有期徒刑。
我曾多次在做法制报告和讲授法律课时援引这个案例，尤其是对年轻人，告诫他们必须学法懂法，遵纪守法，千万不能触犯刑法而犯罪，否则就难免“一失足成千古恨”。
是否适用缓刑？
另一起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个复员兵，在部队时当工兵，退伍时“顺手”偷了几块TNT炸药，总共3200克。回家后就把炸药一直放在床底下一个纸盒里，并没有用这些炸药干什么坏事。
事情的败露还是由于他自己的无知。在一次和几个哥们喝酒之后，他把炸药拿出来炫耀了一番。但后来其中一个酒友因其他事被拘，在派出所交代出他藏有炸药的事。
那个酒友犯的事不算大，大概就是聚众打架而已，但私藏爆炸品可是严重违法行为。派出所立即上报分局，分局马上派出警员，兵分两路，一路赶到他的住所，顺利起获了全部炸药，另一路马上对他进行抓捕。
当时这个被告人在为中关村一家公司开车，那天行至五棵松路口，几辆警车将其逼停，立即给他戴上了手铐。
我曾问过军事专家：3200克炸药的威力有多大？回答是：至少能把法院大楼炸塌一角。对比之下，平时步兵用的手榴弹里的炸药量仅为100克。
依照法律，藏有爆炸品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判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我们合议庭对按起刑点（3年）判决的意见比较统一，但我提出可以判缓刑。理由是我查阅了案卷，发现被告人属初犯，而且不能算是“坏小子”，在部队时还得过奖励，而且三年徒刑也符合可以缓刑的范畴。我认为，判缓刑更利于被告人的改过自新。审判长有些犹豫，最后决定将合议庭的意见上报审判委员会。
一周后我拿到了判决书，审委会支持了我的意见，被告人获刑三年缓刑四年。
究竟什么是商业秘密？
一对夫妻原来都是一家公司的中层干部，那家公司的主打产品是一种人事管理软件。后来二人辞职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并在一年后推出了自己的产品——同样是一种人事管理软件。原来那家公司发现后立即向检察院举报，说这两口子盗窃了自己的商业机密。
开庭审理时，那个男的已经在看守所度过了将近一年，妻子因被捕后被证实已怀有身孕而被取保候审。公诉方是一位曾获得“全国十佳”的青年检察官，为被告辩护的是一位北大法学院的教授，而担任这起案件审判长的是刑一庭的庭长朱军。看到这个阵势，我当时就感觉到在法庭上肯定要“打一场硬仗”！
法庭辩论的焦点是究竟什么是商业秘密，公司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二人是否构成侵犯商业机密罪等。
为了弄清事实，法院将双方的软件送交司法鉴定。鉴定历时几个月（这也是不得不将被告人长期羁押的原因），鉴定文件长达几百页，仅鉴定费就高达8万元。但鉴定的最终结论是：两个软件虽然功能近似，但使用的软件平台不同，无法得出“剽窃”的结论。
我在庭上问过原告和被告，是否能通过软件转换的方法，将程序从这个平台转到另一个平台，双方都承认目前没有这个可能。
在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公诉方两次要求延期，所以我们前后一共开了3次庭，时间拖延长达半年。
在双方僵持不下时，被告的律师补充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就是在广州软件市场上买到了原公司生产的软件，但这个软件是没有加密的！购买、鉴定过程都有公证材料加以证明，其真实性无懈可击。
然而，原公司提交给法院作为证据的却是一份经过加密的光盘，这说明原公司的证据有假！
于是，在审判长主持的合议中，我们3人一致认为被告人犯有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证据不足，决定将两名被告人当庭释放。但检察院却提出了抗诉，这也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经过漫长的几个月的等待，一天我又到法院出庭，朱军庭长高兴地告诉我：中级法院的二审结果下来了，维持原判！
法律不支持这种获利方式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涉网”案件数量越来越大。其中我参加审理的以某版权代理公司为原告的案件就有好几起。
某家公司看到网上相互转载的现象很严重，其中不少是没有经过合法授权，没有为作者署名也没有支付报酬的，于是认为发现了商机。他们在网上查找，专门找那些被多次转载的文章，然后找到作者，要求作者授权他们作为著作权代理人。条件是：如果官司打输了，全部费用由公司承担；如果打赢了，则将获利与作者分成。
于是，这家公司聘请了律师，发起了“一连串”的诉讼。仅我参与审理的案件就有三四次。往往是，他们诉这个网站的案件刚结束甚至还没有结束，又以完全相同的理由起诉另一家网站。
其实，案件的事实部分都很简单，被告构成侵权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被告一般对此也不持异议。麻烦的问题是，究竟按照什么标准判赔？还有原告聘请律师的费用是否应该由被告承担？
为了维护互联网的秩序，也为了使这类案件的审理更加规范，海淀法院专门给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送交了报告。根据“高法”的批示，后来这类案件的审理就比较顺利了。大多数判决结果都是：按照侵权作品的字数，被告赔偿原告按国家版权局颁布的文字稿酬标准上限（每千字100元）的两倍左右计算；原告已经支付了公证费的，费用由被告承担；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对于原告方提出的赔偿律师费的请求，一律不予支持。
后来我了解了“高法”批示的出发点是：《著作权法》要保护的，主要是作者的合法权益。法院应该支持对侵权行为的打击，但不应支持以保护版权为名，通过代理诉讼而获利的行为。
人怕出名猪怕壮
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与“年”俱增，其中大单位、名人的知识产权官司也越来越多。譬如中央电视台就经常成为知识产权庭审理案件的被告人，他们的诉讼代理人和律师总是那两个人，我在法庭上见过多次。
例如，2003年3月，冀州市党史研究室退休编辑孙×就将中央电视台和另一单位推上了法庭。原因是他发现自己早年根据农民口述而记录、整理的鼓词《黏糕段儿》被中央电视台在农业频道播放，并将名称改为《偷年糕》。故认为自己的著作权受到侵犯，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15万元并赔礼道歉。
经审理，原告所述基本属实，但索要赔偿数额过高。因此判决被告单位向孙×书面致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0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又一案例是，2006年5月贾××等二人诉中央文献出版社侵犯著作权案。原告称其所著《公务员行为规范知识读本》一书有202千字出现在被告出版的《公务员法与公务员管理实务全书》一书中，但没有给原告署名，也没有支付稿酬，要求被告停止出版发行该书，公开致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1万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