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已退休几年，应《气象知识》杂志之邀，我又到了一次长沙，是在湖南省气象局给他们的通讯员们上课。我讲的题目是“科普文章写作杂谈”，反响不错。
福建
1980年11月，我在现代化杂志当编辑，有一个福建漳州的超声波仪器厂要在我们杂志的封底刊登广告，我便和美术编辑傅万成一起出差。我们带的是“潘太克斯”（宾得）6×7专业相机，全套镜头，加上大型三脚架，十分笨重。由于当时没有从北京到厦门的直达列车，时间又分外紧迫，于是便登上了从北京途经上海到福州的列车。我们只买到了到上海的坐票（俗称“硬板儿”），准备到上海换车。因为查阅列车时刻表，知道从上海有一趟列车直达厦门。
车刚到天津，车厢里便挤得水泄不通，连上厕所都非常困难。一天一夜后临近上海，听到别人说，如果在上海下了车，根本就买不到车票，一个星期也不见得能走得了。我和老傅商议后决定直接坐到福州，到那儿后再想办法。后来才明白，这是一个相当“悲壮”的决定。于是，从北京上车算起，48小时后我们才拖着肿胀的双脚下了车。到出站口时主动向检票员“投案自首”说我们坐过了站。铁路工作人员一脸困惑：怎么你们过站过出1500公里来？经过解释才表示理解，给予我们宽大处理，只让补齐票款而没有罚钱。
我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一个小旅馆，进了房间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过来。于是通过电话与在厦门探家的蔡景良（原现代化杂志编辑）取得联系，得知已为我们在“鼓浪屿宾馆”订好了客房。
第二天早晨，我们乘上了长途客车，公路沿海岸延伸，好像总也走不到头。也许是南方人的个子矮，汽车坐位很挤。膝盖被前排座椅顶得生疼。8小时后抵达厦门，老蔡正在车站等候。
鼓浪屿是个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的小岛，和厦门市相隔大约有五六百米，靠轮渡往返。这里的轮渡很有趣，就是只有从厦门到鼓浪屿需要购票，返回时是不用买票的。原因很简单：凡是乘船回来的，反正不会有游泳过去的。一上鼓浪屿就发现，这里到处是坡路，因此整个岛上没有一辆车——没有汽车、没有摩托、没有自行车，甚至连手推车都没有。另外就是这里是中国著名的钢琴之乡，出了不少音乐家（如在“文革”中以钢琴协奏曲《黄河》出名的殷承宗等）。不到1万户居民，拥有钢琴数量却有几千台，每天傍晚，一座座两层小洋楼里就传来“叮叮咚咚”的钢琴声。
鼓浪屿的最高处是著名的日光岩，海拔也不到100米，据说郑成功在这里阅过兵。登上日光岩，远处的金门岛若隐若现，直线距离大约1万米，据说如果天气晴朗，用普通望远镜就能看到那边山头上的青天白日旗。
“心潮逐浪高”。在厦门鼓浪屿海滨（1979年11月）
当时鼓浪屿宾馆的房价为每人每天6元，从窗口就能眺望大海。晚饭后我们到海边散步。望着碧波荡漾的海水，我顿时感到浑身痒了起来，很想下水畅游一番，被老傅苦苦劝阻。但是到了第二天终于按捺不住，便不听老傅的唠叨，脱掉衣服跳下海去。当时已进入冬季，海水浴场空无一人，其实水温还有十八九度，不算太冷，比北京夏天刚换了水的游泳池还要暖和些，我游得分外兴奋。畅游之后便夹着衣服从后门溜回宾馆，热水一冲，别提多爽了。从那天以后，我每晚必游一趟，后来老蔡还陪我下过一次海。
我和老傅还抽空去了一趟泉州，原因是临行前受中国科协声像中心委托，说泉州是马可·波罗离开中国时上船的港口，他们要拍摄一部有关的录像片却缺乏图像资料。我们到达泉州后，由于用一个登山背包背着摄影器材，一下车就被三轮车夫们围追堵截，认准了我们是勘探队的，非要拉我们到地质局去。我们好不容易才甩掉尾巴，直接找到了驻守泉州的海军部队，说明情况后得到大力支持。部队首长专门派了一艘汽艇送我们到海上拍摄泉州港。我们还在泉州博物馆里见到了前几年考古发现的船体残骸，据说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船。
我们从厦门到漳州也是坐长途汽车，比较顺利地找到了那家仪器厂。
广告拍得很一般，毫无创意可言，后来刊登在杂志的封底上。另外就是领教了当地的功夫茶：比酒盅还小的茶杯，比汤药还苦的茶汁，但喝进嗓子却先苦后甜，暑气顿消。
返回厦门后老蔡陪我们逛街，还一下子买了十六七斤香蕉，让我们俩都吃了个“肚歪”。在此之前我从未吃过那么好那么甜而且那么便宜的香蕉。
回来时我们三人同行，坐火车到上海，在老蔡的叔伯哥哥（蔡景洋）家受到款待，而且还给我们预先买好了返京的卧铺车票。
桂林
大概在1985年，我在声像编辑室当主任时到桂林出了一趟差。当时在那里举行一个声像制品订货会，是谁主办的早已忘记了。我到达后才知道还要交“入场费”数千元。考虑到当时主要的产品都是音乐录音带，而我们出版的科普作品不会有多大销路，经电话请示社里后决定不进会场。
人称“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我还要接上一句：“桂林市容脏乱差。”破旧的公共汽车一过，半条街都爆起尘土，从后面看，公共汽车整个被淹没在尘埃之中。不知这种景象后来是否有所改善。但桂林的米粉很好吃，有连汤带水的，也有干炒的。记得当时到处都挂着牌子：正宗马肉米粉。我只知道有的地方爱吃驴肉，还真没见过大张旗鼓地宣传吃马肉的。我犹豫了几次终未敢吃。
我做了一些市场调查，顺便自费游览了市内的七星岩和芦笛岩。桂林的“岩”其实应该是岩洞的意思，都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洞中暗河潺潺，五颜六色的石钟乳和石笋鬼斧神工。记得当时的票价也不贵，好像每处只要一两块钱。另外就是乘船游览了漓江和阳朔。记得当时的票价是16元，还包括中午在船上的一顿午餐。游船从桂林顺流而下，一路上山清水秀，景色如画，半天到达阳朔，下午再乘大轿车返回桂林。
漓江山水如画（大约是1985年）
“阳朔山水甲桂林”，此话不虚。但街头兜售的旅游纪念品中却有一物令我大惑不解，那是一些用深红色硬木精雕细刻而成的、油漆得光彩夺目的小棺材！大的长约20厘米，小的也有十几厘米，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敲一敲当当作响。我虽不迷信，但也不敢想象有人会将此等丧气之物当做工艺品陈列在案头。问及缘由，小贩却一脸不屑地说：“棺材，棺材，升官发财嘛！”意思是你怎么连这都不懂！
当时车票十分难买，我在旅馆订票，等了两天还买不到，便找到民航售票处，出示了现代化杂志的记者证，当时记者证在外地还很管用，得到答复是下午可以去取票。但下午我就拿到了返京的卧铺票，于是又赶紧通知民航订票取消。
广州和深圳
1985年我在声像室当主任，当时考虑引进一些香港电视片，就在第二年春节前到深圳去了一趟。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出版社就在深圳开办了一家公司，名曰“深圳东方科技服务公司”，先买了一栋6层宿舍楼的一个单元，共18套房子，后来又在深南中路上买了一座写字楼的一层，有700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