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家公司却什么也没有做好，开始时卖“838计算器”，后来又卖录音带、卖折叠伞，人员换了好几拨，其他单位在深圳办的公司早做成了大买卖，我们这个公司却是“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儿”（“抽抽儿”是北京话“缩小”的意思），总是“经营不善，上当受骗”，“学费”交了不知多少，就是总也毕不了业。不过，公司的头头一个个却都发财了，不久又纷纷被查出了问题，有撤职的，有留党察看的，还有两个被判刑的。我还在编译室时，社领导曾想让我去深圳当经理，征求我的意见。当时我的父母和岳父母都在，孩子也都很小，妻子说什么也不让我去，加上我自己对做生意也毫无信心，所以就没有同意。后来等到有的负责人被查出了问题，妻子就得意地说：你看，我不让你去对了吧？我很恼火，说我再不懂怎么当经理，但也绝不会去干违法的事，不至于犯这种错误吧！
言归正传，这是我第一次去深圳，是和当时的副社长兼东方公司总经理高明一起去的。那时还没有开通北京到深圳的航班，往来都要在广州停留。东方公司在广州黄花岗附近借（也许是租）了一处别墅，那里却不一定总有人在，但也算我们在广州的一个落脚点。但那里没有专职的服务员，来往的人要自己做饭。
头一两顿吃的是东方公司的人做的饭，第二天我想，也不能总吃人家的呀，于是就一大早去了附近的农贸市场。到那里一看，真是大开眼界，蔬菜、水果、鸡鸭鱼肉什么的全都有，而且都非常新鲜（当时北京还没有这么发达的农贸市场）。还有让我惊奇的，就是那里的鱼都是可以切开卖的，你可以只买一块鱼肉，也可以光买鱼头鱼尾。我就见到一个老太太买了不知什么鱼的头和尾，还有中间的一根带刺的脊骨，用一根马莲拴着，乐悠悠地提回家去。后来才从当地人那里了解到老太太是回去熬汤的。
我买了一“块”带鱼，大概有两斤多重。但这“块”鱼肉只占这“条”鱼的大概二十分之一。这“条”鱼如果挂起来肯定比我还高，足有2米多长，最宽处有二十多厘米，厚也有七八厘米吧。若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会相信有这么大的带鱼，堪称“带鱼王”了。我当时就想，下次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到这里买一整条带鱼，不让小贩切，直接卷起来装塑料袋上飞机，回北京后可以好好显摆显摆！等“展览”完毕，再分成几份，让大家都尝尝“带鱼王”的味道。
那块带鱼被我切成许多小块，然后过油红烧了，大家还夸我的手艺不错。
从广州到深圳是乘坐公司的小车，那时广深高速公路已经通车了。
在深圳住了四五天，每天的任务就是看电视——当时还没有有线电视，深圳所有楼房顶上的电视天线统统指向香港方向。当时香港有两个英文台和两个粤语台，可惜我哪个也听不懂。相比之下，我宁可看英文节目——因为至少还能“蒙”着看懂一部分，而被冯巩称作“鸟语”的广东话却是一句不懂。我曾思忖：如果我到深圳工作，一定争取半年内听懂、两年内会说“鸟语”。想到有些人在外地生活几十年，却一直没有过语言关，我看关键在于没有把地方语言当作一门功课认真地学。这种现象在北京和外地都能见到。
广州和深圳的气候很潮湿，即使天不下雨，几天后衣服也比原来增重了许多。
这次去深圳，还见到了老朋友蔡景良。他是1983年因结婚而留居香港的，我到深圳后就给他去了电话，两年多以后又听到他的声音很让我兴奋。第二天下午他就过来看我，陪同他过来的还有他的妻弟洪其峰。老蔡给我带来一大包衣物。我们俩在东方公司我住的房间里几乎聊了一整夜。
到深圳出差，蔡景良（右）从香港过来看我（1986年）
从深圳回到广州后，我想到应该借这个机会去看望三叔，于是坐长途汽车到了清远，按照信封上的地址，什么“北门街××号××室”敲开三叔家的大门。三叔开门见到我惊得目瞪口呆，因为这是三叔到广东落户近40年来北京的亲戚第一次登门。
广州和深圳
三叔是1949年北京解放后，参加了“南下工作团”，跟着部队一路打到广东，然后就留在那里娶妻生子，落户南方了。别看他到广东四十多年了，听广东话没有任何问题，但说起来却丝毫不像当地人的声调。三婶是典型的广东人，是个很慈祥、很明事理的老太太。
当天见到了三叔家的全体成员：三叔、三婶、大儿子金枫，二儿子金小锋，女儿金红，还有两个儿媳和两个孙子。晚上我自告奋勇要做一个“纯正”的北京酱牛肉。三婶买来肉，我把牛肉洗净切开，然后放在高压锅里压。20分钟后掀开锅盖用筷子扎扎——还很硬；又压了20分钟——依然扎不透。我没辙了，只好加了酱油、糖再炖。最后仍是几乎嚼不动！这场戏我算是彻底“演砸了”。反复琢磨后终于恍然大悟：我们在北方吃的是黄牛肉，而这里卖的却是水牛肉，怪不得总也蒸不熟，煮不烂！
我在金枫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他送我上了长途汽车，叮嘱司机要一路照顾，因为他就在长途车站工作，和所有的司机都非常熟。他的弟弟小锋在清远酒厂工作，妹妹金红是百货公司的职工。
1987年，我当时是总编室主任，出版社在广州分社举行“三社联席会”，我社出席会议的人还包括岳家俊、马英民、刘秉文等。新疆分社也来了包括社长阿巴斯（新疆自治区科协主席兼）、总编在内的3个人。上海科普出版社虽不是我们的分社，但也派了毕淑敏总编（不是那位女作家毕淑敏）参加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图书质量问题。
我们这几天平时都在分社食堂吃饭，亲眼见到厨师怎样做肉粥、鱼粥和皮蛋粥等广东饭菜，回家后仿照做了几次，大家都说不错，很有粤菜餐厅的味道。
1988年5月，当时的社长岳家俊令我到中国科技大学和上海医科大学招毕业生，于是我先乘飞机到了合肥，乘坐的又是运-7。从北京到合肥总共不到1000公里，3000米的巡航高度本来就颠簸，却在济南还要停一站，就是增加一个起落，感觉非常不舒服。
到了合肥找到科技大学，却得知学生处的处长到外地开会去了，说“一两天就回来”，我只好在小旅馆里干等。两天后再去问，还说“一两天就回来”，于是我在合肥等了整整一周，无聊之时把不大的合肥逛了一个遍，终于等到了那个处长回来，却连一个毕业生也没有招到。其实如果不是他们那句“一两天”的承诺，当时从合肥到黄山的3天旅游团才要70元，我完全可以自费去玩一趟。
一无所获的我乘上了从合肥到上海的列车，没有卧铺票，一夜苦熬。第二天上午下车后还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只好拖着行李步行直奔上海医大，住在该校的招待所里。这里房价便宜，也很干净。在学生科见到了我们准备要的许慧（后来担任了科普出版社副总编），顺利办理了调毕业生的有关手续。许慧的父母都在北京航空学院（后来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
我此行的下一站是广州，便想托许慧帮忙买票，说好火车票、飞机票都行。原本估计她在这里上了几年大学，总能有些办法。但最后还是请上海科普出版社的李敦厚社长帮的忙。他也没什么“后门”，而是派人在车站排了半天队，才给我弄到了一张到广州的硬板儿（坐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