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到广州又是一天一夜，幸亏我的坐位靠窗，上车前还买了20支塑料包装的饮水。结果一路上主要靠这些水把毛巾浸湿，擦脸擦手，才熬过那炎热的28个小时。
广州分社来人接站，主要和他们继续讨论图书质量控制的问题。临走前我告诉分社还想到清远去看望亲戚，分社领导坚持要给我派车。这次我没有在三叔那里住，只陪三叔一家人在餐馆吃了一顿饭，当天晚上就回到广州。
后来，大概在1993年前后，我到广州参加过一个编辑学会的会议，已经被解散的广州分社总编室主任韦鸿杰来找我。老韦办了一个“科普出版社广州书刊部”，和我们出版社还有很密切的联系。
开会期间，老韦再三拉我吃饭。一天傍晚，他带了一个助手，去了一家名为“明珠海鲜舫”的餐馆。那本来是一艘客船，报废后被装修成餐馆，停泊在珠江边上，上下船要走一块颤悠悠的跳板（两边都有栏杆）。
老韦实际上是江苏人，吃饭时非要喝白酒，借口是在广东找不到酒友。于是我们要了一瓶汾酒，边喝边聊。过了一会，我突然发现瓶子里的酒已经下去了一半，就说别喝了，再喝就“高”了。因为那个助手开摩托车，不能喝酒，所以半斤白酒都灌进了我们俩的肚子。但老韦似乎并未尽兴，坚持要再喝点。于是我们又碰了几杯。等到我再次注意到那个酒瓶子时不禁大吃一惊：瓶里的酒已经见底了。这就是说，我俩每人都有半斤白酒下肚——那可是六十多度的汾酒啊！
我们相互搀扶着走出了船舱，踏上跳板。跳板一晃，凉风一吹，我突然感到胃里一阵翻腾，哇地一声就吐了，才装进肚子的海鲜大餐，一点不浪费地全都倒进珠江里喂鱼了。胃里吐空了，心中顿觉舒服了许多，打出租回到宾馆，倒头便睡。又开了两天会后才接到老韦的电话。他说他喝酒从来不吐，所以一直难受了三天，因此比我还惨。
广州和深圳
俗话说“人生能有几回醉”，我这辈子喝醉的几次都记得清清楚楚，在广州这次是其中之一。
这次会议期间还组织了去深圳游览，一是参观“世界之窗”和“锦绣中华”，二是到沙头角的中英街购物。
每晚“世界之窗”都有一场颇具规模的歌舞表演，除了中国演员外，还有不少俄罗斯的姑娘小伙，音响和激光效果都是一流的。
2004年11月初，我又去了一趟深圳。这次是为了一本名为“经营医院”的书去的。书的作者单位是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主编是院长蔡志明。我去了就住在医院里的招待所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既不是自己住院也不是陪护家人而住在医院里。医院坚持要自己排版印刷，以为这样可以节省成本，但排版的人并非专业人员，而且使用的软件还是平面设计用的Pagemaker（不太适合文字排版），所以这本书反复改了几次还总有差错，我只好亲自出马去盯着电脑看清样。
5天之中，我基本上没有走出医院大门，只是第二天，新的清样还没有修改好，我无事可做，院长便派车送我去沙头角参观基辅号航空母舰。门票很贵（110元）但游客如云。这是苏联的一艘常规动力航母，舰首甲板上翘，舰载机采取“滑跃式”起飞，退役后拆除了所有的仪器、武器和动力装置，先当作废钢铁卖给了韩国一家公司，后来韩国人又转卖给了中国人。买主费了很大力气进行了修饰，尽量在外观上接近真正的航母，搞了不少1︰1比例尺的飞机、导弹模型，使其变成了一个军事博物馆。舰上的歌舞表演也还算看得过去。
一天，蔡景良从香港又专程过来看我，陪同他的依然是他的妻弟洪其峰。十几年不见，我们都老了许多，老蔡也没有当年和我畅谈通宵的气力了。晚上，三人在饭馆吃了一顿饭，他们就回去了。
苏州
1990年初，我们出版社发行部要在苏州开图书订货会，请了各地书店经理，到会的大概有三四十人。当时声像中心主任谭迳远兼任出版社的副社长，分管发行工作，因此这趟差她是领队。但她对出版社的情况还不熟悉，便叫我一起去苏州。因为她知道我在出版社工作的时间很长，还当了多年的总编室主任。给我的任务是在会上介绍出版社的情况和主要出版物。
出发前我看了天气预报，得知苏州最高气温在7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也在零度以上，比北京要高十几度呢。于是我就穿了一件晴纶棉的防寒服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很快，我的主观主义就遭到了严惩。
苏州室内没有暖气！这是我在出发之前最不该忽略的一件事，而且当时苏州还总是阴天下雨，很难见到阳光。经常是室外气温7度，室内气温5度甚至4度。晚上睡觉的被子也总是潮乎乎的，几天下来几乎把我冻死。由于不甘心“躺”以待毙，后来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临睡前放一浴缸热水，把自己泡热，然后迅速钻进被窝里。
但我也有额外收获。
一是查电话本，通过打苏州旅游局的电话找到了留法时的同学周新生，他到招待所来看我，还陪我游览了拙政园、网师园等苏州著名园林——当然，有旅游局的人陪同，一分钱门票也没花。
到苏州开发行工作会，见到了留法老同学周新生（右）（1990年2月23日）
二是我找到了廖怡训的家，和他聊了将近两个小时。
廖怡训比我大十多岁，他的父亲是国民党起义将领，母亲黄邦序是我母亲在通县女师的同学和在北京电管局的同事。他原来是北京市二十五中学生，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以后，他放弃学业，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任连队文书。在一次战斗中，他负伤昏迷，醒来时部队已经转移。他在冰天雪地里坚持爬了六天六夜，九死一生终于找到部队，但手脚均遭严重冻伤，部队将他送到后方医院。
医生对他的双腿和双手都不得不做了截肢处理。1953年的报纸、广播曾对他的事迹广为宣传，称他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18]”。后来他作为战斗英雄代表参加过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在各地为青年学生多次做过报告。
他的妻子李天俐系苏州姑娘，解放前她16岁时即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现在享受离休待遇）。廖怡训的事迹被报道后，收到各地无数来信，其中有上百封女孩的附有照片的求爱信，但都被廖婉拒。李天俐在苏州看到报道，毅然决然地一个人坐火车跑到北京，对廖母黄邦序直截了当地说想嫁给他。黄邦序不允，说不能耽误你的一生。天俐说：“我已经来了，无论如何您也要让我见他一面。”黄无奈，只得安排他们见了一面。见面后黄问：“你现在怎么看？”天俐的回答很干脆：“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好。”
但在1957年，黄邦序被打成“右派分子”，廖怡训也被内定为“右派”，与妻子李天俐一起被下放保定郊区农场劳动。据说原来也是要定为“右派”的，但碍于他“战斗英雄”的称号，所以最后决定不给他戴“右派分子”的帽子。这在当时也算“宽大处理”了。谁知，这一不公正待遇竟一直持续了20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平反。这时，廖、李二人已经有了两个上中学女儿。
被平反后，因为廖的残肢一到冬天就会破溃发炎，经过商议，一家人最终定居其妻的老家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