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苏州后，天俐被委任为苏州市图书馆的领导，廖怡训好像在市政协工作了几年。
怡训的右手只剩一个拇指，但他自强不息，坚持练字。多年来他经常与“陈姨”，即与我母亲通信。我见过他的来信，都是用毛笔写的小楷，字迹不仅工整而且相当漂亮，无论谁都不会相信这是用仅有的一根拇指夹着毛笔写的。母亲每次都对其备加赞赏，同时每次也忘不了指责我“狗爬”似的字迹，说我虽然十指齐全，但写的字连人家的十分之一都够不上。
还是说我怎样找到廖怡训的。来时我并没有想到要去找他，因此也没有找母亲要一个信封带在身上。于是我仍然先查电话本，然后给苏州市民政局打电话。因为我考虑廖怡训是荣誉军人，肯定会在民政局“挂号”。民政局问清缘由之后，给了我廖怡训的住址。当时家庭电话还不普及，甚至像他这样的老干部家里也没有电话。
我提着临时买的几斤水果下了公共汽车，却找不到那条小胡同（当然人家苏州肯定不叫胡同，暂且按北京话称呼），正在街上来回“转磨”，突然看到一个居委会的牌子，不禁大喜。办公室里有三位年过半百的妇女，问我什么事。我说问路，便把写有地址的纸条给她们看。
苏州
三个老太太顿时来了精神，态度极端热情，个个指手画脚，用苏州话七嘴八舌地说了足有六七分钟，其实我一句也没听懂。只是从她们的手势上知道了我找的大方向没有错。但这时如果我不赶快装出一副“晓得了”的样子，就必须把这语调优美的苏州方言无休止地继续欣赏下去。于是，我只能一连说了不知多少个“谢谢”，赶快退了出来。
好在我很快就发现了小胡同的路牌，5分钟后我就敲响了廖怡训家的大门。当时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我只叫了声“怡训大哥”就哽咽了。
后来，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把廖怡训的一生写成一部电视剧！
兰州
大概是1994年，总编室收到一份寄自兰州的稿件《毒品学》，社长兼总编金涛很感兴趣，令我立即前往与作者具体讨论书稿。我马上买了北京到兰州的往返机票，电话通知作者接站。
飞机晚点，到达兰州已是晚上9点，接我的两位作者都是甘肃中医学院的老师，其中的老者是教“医古文”课程的教授吴正中，曾在我社出过一本中药植物方面的书，年轻人是个讲师。观点基本上是老教授的，落笔则大多是年轻人的。
汽车离开机场，开了一个多小时，四周还是黑漆漆的，一问才知道，兰州机场离市区竟有90公里！这是我去过的离城市最远的机场。兰州市地处黄河上游的河谷之中，南北宽只有10公里，东西长却有80公里。其实兰州火车站就位于市中心，交通非常方便，比乘飞机肯定要方便得多。都怪我“坐飞机比坐火车快”的主观主义，千不该万不该的是竟然还买了往返的机票！
前后用了五六天的时间，我详细阅读了他们的全部资料和草稿。我的结论是这些东西尚不够称为“学”，但作者长期致力于中医中药戒毒的实践却吸引了我，他们叙述的病历远比稿件中的内容来得生动感人。于是与作者商议，我建议将书稿改为《两个戒毒医生的日记》，而将毒品的知识、戒毒原理等内容作为“附录”发表。
这几天，年轻的讲师陪我游览了兰州市区和城北的白塔山公园、城南的皋兰山公园，还有号称“黄河第一桥”的黄河铁桥，以及离铁桥不远的“黄河母亲”雕像。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那里的牛肉拉面。当地人讲究早上去吃拉面，因为所用的牛肉需要在锅里炖上一夜，早晨才肉酥汤浓，到了中午或下午，汤里就要兑很多水了。与北京的所谓“兰州拉面”不同的是，面条按粗细分成5个等级，即使顾客只要一碗（大约100～150克），也是单拉单下锅，而且和面时还要掺入一种从什么植物的根部提取的天然物质以增加韧性。在牛肉汤中将面煮熟，上面摆上几片牛肉，吃起来味美异常。当时这样一碗面条只要3元，如果招待客人，还可另加一两元的牛肉，肯定让人吃得畅快淋漓。也许这算不上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但肯定是最廉价的快餐。
两位医生招待我非常热情，送来许多当地的水果。记得一种西瓜叫“黄河蜜”，但吃到嘴里并没有“咬一口，甜掉牙”的感觉。老医生说我来的时候有些晚了，如果早些来，水果品质要好得多。但我对水果一向兴趣不高，老医生见了我总说：“金先生啊，我对不齐（起）你啊！你怎么什么都没吃啊！”
后来这本书交给一位室主任张亚光编辑出版了。
沈阳和大连
1983年夏，我们出版社刚刚搬到魏公村的新办公楼，我也从现代化杂志调到编译室担任副主任，新上任的社长王麦林组织全社作选题调研。我们室承担的任务是东北，具体地点包括沈阳和大连两市。
李朗年岁大且身体欠佳，所以这趟差事只能由我承担。我和当时的编务马冠英先乘火车到了沈阳，找了辽宁省科协，了解在科普图书方面有哪些需求，顺便游览了沈阳故宫和北陵两处古迹。当时我对沈阳的印象就是一个“热”字，太阳火辣辣的，空气干燥，比北京还热。然后我们转战海滨城市大连。与沈阳的燥热相比，在海风吹拂下的大连要清爽得多，而且街道非常干净。
调研任务大体完成，我们却为返程发了愁，如果坐火车回家大概要三十多个小时，6月底7月初的气温已经很高了，而且当时火车上并没有空调，能否买到卧铺票也很难说。另一条路线是坐船到塘沽，然后再乘火车或汽车返回北京。但我们到码头上一看就傻了眼：售票窗口外排的队足有几百米，听说有的人是头一天带着铺盖来排队的。
这时我突然灵机一动，跟马冠英说：走，咱们上港务局去转转。
到那里人家问我们找谁，我们说找管职工教育的部门，然后对他们说想调查一下我们的《机械工人培训教材》的使用情况（这也是原来确定的调研主题，但没有限定到哪些单位做调研）。对方听了很重视，答应为我们专门召开一个座谈会。
座谈会开得相当顺利，我在本子上记录下许多赞扬、意见和建议。临走时我对那位教育科科长说，我们想坐船回去，不知能否帮忙买两张船票？科长一口答应，让我们明早再来。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来到港务局，传达室问清楚后也没让我们进去，从窗口递出来一张手写的小纸条。我们凭着这张纸条，在售票处顺利地买到了两张三等舱到塘沽新港的船票，当时的票价仅仅是每人6元（据说五等统舱只要4元）。
当时跑从大连到塘沽这条航线的是一条三千吨的客轮，三等舱是6个人一间，宽敞，干净，和火车的肮脏、拥挤、臭气熏天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下午3点多登船，4点起锚。船一离港，顿觉暑气全消，凉爽异常。天黑之后，船行走在大海之中，远处偶尔能看到其他船舶的灯光。甲板上海风习习，吹到身上早已不是“凉”而是“冷”了。第一次坐海船无比兴奋，哪里睡得着觉？我们从前甲板逛到后甲板，从甲板爬到驾驶舱，太冷了就回舱里“暖和”一会儿，然后又跑到甲板上去了。
后来，大概在1990年前后，我还去大连参加过一次会议，开会地点离老虎滩海边浴场很近，我就每天午饭后都一个人去游上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