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大约四五百米的地方，有一串浮标，下面挂着防鲨网，我看风平浪静，就奋力向那里游去。到达之后有些气喘吁吁，于是我就坐在两个浮标之间的绳索上休息了一会儿。水青天蓝，坐在绳索上随浪荡来荡去，觉得十分惬意。
没想到，当时还没有尼龙绳，那些绳索都是麻绳，为了防海水腐蚀，上面都涂了厚厚的一层沥青。这次游泳的后果是那条新买的泳裤彻底报废，因为上面沾的沥青无论如何也洗不干净。
1996～1997年，由于和英国奥比斯公司合作出版《世界飞机丛书》，我去大连、沈阳有五六次之多，同行的曾有奥比斯公司的中国市场总监特娜·劳娜、麦肯·光明广告公司的陈南新、胡萍、李春利、鲍黎钧等。
奥比斯公司的第一套图书《恐龙》是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合作的，当时他们确定的“测试区”是辽宁，印刷厂找的是大连新世纪印刷有限公司。和我们合作的这套《世界飞机丛书》他们依然想“照方抓药”。
先说印刷厂。其实北京有许多技术力量很强的厂子，我带着英国人参观过民族印刷厂、科学院印刷厂、新华彩印厂等，但他们都不满意，还坚持在大连制版印刷。由于根据合同，初期的全部成本都是英国人出，因此我们也不便过于固执己见。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英国人的意见是对的，因为那是一家已经适应了英国式的严格管理的公司。
大连新世纪表面上是个合资企业，总经理叫冷斯基，人称“冷总”。但严格地说，这家印刷厂只能算个乡镇企业，彩色印刷也就是几台哪个厂都有的“海德堡”对开胶印机。但上次印英国人的《恐龙》，仅仅通过两件事就把冷斯基他们“训”出来了。第一件是合同上约定多少天印完，当时英国人就坚持要写清楚“几点钟”，而且到那天就提前派人到印刷厂库房守候，到了钟点而图书没有全部入库就算印刷厂违约，要按照合同追究责任。而按照当时印刷行业的一般规律，提前或拖后两三天都是常事，出版社一般也“没脾气”，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改变。第二件是每次制版后都要仔细检查彩色对开打样。当然平时我们也看，但一般就是大体看看定位的十字线是否对齐了，前后顺序有没有错误等。可是英国人却拿放大镜检查，一张对开样上能找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脏点（比如在一片蓝色中出现了一个针尖大小的红色小点就说明胶片上有脏点），用笔一一划出，让印刷厂回去修版。
沈阳和大连
这说明一个问题：一家印刷厂能否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设备固然重要，但关键还有看“软件”，也就是技术力量和管理水平，其中最要命的是管理水平。大连这个乡镇印刷厂能够得到英国人的信任，很大程度上是能够严格按照合同办事。而在北京的许多国营大厂，论设备，至少比新世纪的型号要新要好；论技术，都有一批印刷工程师和干了几十年的老师傅。但是很少有能够每批任务、每本书都印得让人挑不出毛病来的，不是彩色套版不准，就是偏色，或者装订偏差太大，而且一副“官商”面孔，牛气哄哄，对客户提出的意见往往不屑一顾，意见提多了就摆出一副“老子还不想伺候”的模样。
去大连我们还有一个访问目标，就是那里有一个分销商，姓陈，个子很高，人称大陈（后突然不幸亡故，原因不清）。
去大连有两三次是和劳娜一起去的，还有两次是和责任印制员李春利一起去的。公事谈完了，冷斯基照例要请我们吃饭，地点大都是在他们厂办的小餐馆，虽然面积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
大连人在喝酒的问题上完全是东北人的风格，好像如果不把你灌醉了就对不起你。而且他们喝酒还净是新花样，比如“雪山飞狐”，就是在一杯冒着泡沫的啤酒里打进一个生鸡蛋，还说这样可以保护胃，我看根本就没什么科学道理。我轻信了他们的花言巧语，见他们一个个地做完“示范动作”，也捏着鼻子喝过一次，但后来就死活不喝了。后来冷斯基说请我喝酒，我说别的什么都行，就是不喝“雪山飞狐”。因为上次喝了一直恶心不止，回到北京还觉得嗓子眼里贴着鸡蛋清呢。还有一个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就是生吃海胆，剖开海胆带刺的表皮，用小勺挖取其中黄色的、黏稠的东西，蘸上芥末、酱油等调料直接送到嘴里，不知是否由于心理作用，心中总有一些怪怪的感觉。
说是请我们吃饭，我们只有两三个人，他们“陪饭”的却有十几个人，什么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市场部主任、生产部主任、质量部主任、财务部主任等等等等。冷斯基开场白一结束，就开始了一轮接一轮的“酒精轰炸”。你如果不喝，人家就说：总经理敬您您就喝，我们敬您您就不喝了，看来咱们不够级别啊！弄得我明知不胜酒力，还只能硬撑。后来实在招架不住，我只好说：你们请我，我非常感谢，但为什么非让我的胃受罪呢？
为了确定在辽宁发行的书商，我和劳娜、陈南新、鲍黎钧（当时的发行部主任）一起去了沈阳。劳娜建议找《恐龙》的发行商郝秉勤，小鲍却极力推荐一个姓马的书商。于是我们招标的对象就是这两个人再加上辽宁省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报的包销量是每期1万册，郝秉勤报的是3万册，到底谁能中标就看那个姓马的数字了，老马当时在大连，要第二天才能回来。
就在这时，我发现小鲍在用电话向老马通风报信，透露了郝秉勤所报的数字！我马上告诉他这可不行，他尴尬地笑笑，说“没事没事”。
于是，老马和大连的大陈一起赶到沈阳后，也报了一个3万册。
在郝与马之间到底选谁？
回到北京后，我和劳娜专门开了一次会，研究此事。会前小鲍对我说老马和他们发行部有长期的业务往来，信誉好，如果不让他做，会影响到双方今后的合作关系。
在我的坚持下，劳娜让步了。后来的事实表明，当时我做的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因为老马在发行两期后，发现市场没有想象得那么好，便开始肆无忌惮地违约，从而造成了整个合作计划的破产。而如果按照英国人的意见选择了郝秉勤，那么我们可以说毫无责任。
第一册开始发行后，我和陈南新、劳娜先去沈阳，了解书商老马的发行情况，然后又去大连和印刷厂、分销商大陈见面。
大陈在一个海鲜馆请客，所点的菜中有一个活鱼刺身。说实话，那鱼肉的确鲜美无比，但劳娜却认为吃活鱼太残酷了，始终一口未吃。结果一整条鱼基本上都被我和陈南新干掉了。
最后一次去大连是1997年和李春利去处理胶片问题。李春利其实很有些酒量，还曾在天津的一次酒桌上“救”过我。本来以为她在关键时刻能再次挺身而出，不料这次在轮番进攻的阵势面前却只顾“明哲保身”了，开始总是推脱说“不会喝”，甚至说“身体不好”，到后来实在推不过去，就突然问人家一句“你们有二锅头么？”（我对她这一手早有耳闻，她曾用这招干脆利落地把北京一个乡镇印刷厂的厂长“斩落马下”。）对方翻了半天，不知从哪个角落找出一瓶北京出的“牛栏山二锅头”，瓶口都落满了尘土。只见李春利拧开瓶盖，把一个大号啤酒杯倒满，一瓶酒下去了多半瓶，然后一仰脖，“咚咚咚”地把半斤多白酒一口气灌进肚里，说一声“各位自便”，便洋洋得意地唱卡拉OK去了。这场表演把一屋子大连人惊得目瞪口呆，再也不敢找李春利叫板，于是把对北京人的“深仇大恨”全部集中到我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