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最痛恨国民党抓壮丁的行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当兵就等于送死，老百姓当然不愿意去。国民党无计可施就开始抓人，主要从那些没权没势的穷苦人家下手，谁好欺负就抓谁，也不管人家是不是独子，只要年满18岁就马上抓走。有势力的人家即使有三四个儿子，国民党也不敢去抓，非常可恨。抓去的人全都送到很远的战场上，比如从婺源送到松花江，没有外力帮助自己根本无法逃回来，只能在那里当炮灰。我们村子里面有好多人被他们抓去当壮丁，去了就没回来过，全都死了，即使能活命也回不了家乡，只能在外漂泊。经过几场战争后，青年人也没得差不多了。
国民党政府不抓学生，很多人为了逃命都去学校上学，我们班上就有比我大五六岁的同学，18岁读初中一年级在当时也是有的，到处一片混乱。
那个时候国民党的税务很重，无论穷富，只要家里有年满18岁以上的男人就要纳税，还美其名曰“人丁税”。交不起税的，国民党政府就派人将其家中的男丁抓去做苦工，这样一来，家里没有劳动力，年迈父母也没人管，穷人家只能越来越穷，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些事情老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头。
国民党的腐败日见暴露，银元贩子满街横行，人心浮动，社会不安，上海的状况也令我对国民党政府已不抱任何希望，各种血一样的事实令我对帝国主义更加仇恨。在老家时，也知道日本侵略中国残杀老百姓等恶劣行径，但那只是理性的认识，到上海亲身体会了这些之后感触更深刻。美帝国主义接替日本侵占中国，国民党也请美国人来帮助消灭共产党。上海的美国兵很多，虽不像日本人公开地集体杀掠，但美国兵到处游逛侮辱妇女，我们亲眼看见美国兵坐着吉普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根本不理会路上行人的安危。有的时候，他看见马路上有漂亮的姑娘就一把给拽上吉普车拉走。当时北京发生过美国兵玷污某著名大学女学生的事件，惊动全国上下，反响十分强烈，上海的学生也游行示威，痛斥美帝国主义，学生对美帝国主义恨之入骨。此事使我深感国家贫弱必受尽外国列强的侵略欺凌，只有中国自强起来才是唯一的出路。
然而上海的繁华让我很崇拜，如果全国各地都能如上海般繁荣，国家就富有了，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才不会被外国人欺负。学生应该发奋读书，这不仅关乎个人的生活问题，更关乎我们国家能否在世界上站稳脚跟的重大问题，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
转至上海闸北中学
闸北中学是位于上海贫民区里的一所普通学校，因其所收学杂费用低，教学质量过关，很多穷人家的孩子都去那里上学。我把我在婺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单拿给该校老师，他们看过之后，只问了一些数理化的问题，未经笔试就录取我当插班生。
我也不好再在远方亲戚家长住，就搬到闸北中学住校。为了给哥哥减轻负担，我决定自己想办法解决学费、伙食费、住宿费等问题。我去问学校申请减免费用的事项，不但手续繁琐，而且名额极少。
上海这类的大城市有一个特点，有的企业、公司为了宣传知名度，会举办慈善活动，其中就有为贫困学生捐助助学金的项目。有一家东南亚华侨办的南洋烟草公司，在上海的年代已久，年年都办慈善事业，他们登出广告，让穷苦的学生把家庭情况和在校成绩以书面形式送到公司，公司主管人员全面衡量后，挑出一些学生并将这些学生分成几个等级分发助学金。
经济不宽裕就要多动动脑筋想办法，所以，我也拿着学习成绩单和奖状去申请了，结果非常顺利地办下了助学金。因纸币日益贬值，他们为穷苦学生着想，一次给发20石大米，足够我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这样一来哥哥就不用为我负担费用了。
在学校学习，语文和数理化对我来讲都不困难，但是英语跟不上人家当地学生的水平，差距比较大，特别是口语，当地同学都能比较流利地回答老师的提问。婺中只注重笔试，对口语不太重视，没有对话训练，所以刚到闸北中学时，我回答问题总是磕磕巴巴的，这样就需要我多下一点工夫补习外语。英语老师发现了我这个问题，愿意给我辅导。英语老师家在外地，也住学校，礼拜天和业余时间我就请他给我补课、训练口语，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我已经跟得上并达到中上的水平了。
参加革命组织
学校里的外地穷苦学生很多，其中安徽、苏北人占大多数，许多年纪比我大的人是外地逃避当兵才来上学的。宿舍是一间大屋，屋里摆满上下铺的铁床，几十个人一起住，非常拥挤，食堂伙食也差。像这种贫民窟里的学校，进步的学生比较多，里面就有从解放区派来的地下党员，这些学生均年纪偏大，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做学生运动工作。
我从生活苦寒的农村来，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经济上比较困难，在校学习用功努力，成绩优异，谈话当中总是流露出对这个社会存在的不公正现象的不满，所以相处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人找到了我，主动跟我搭话，开始跟我交朋友。
大家经常一起散步、聊家常、聊诗词歌赋，天南海北聊得很投机，也关心彼此的学习与生活。熟悉一点后，就开始谈一些进步的思想，他们给我讲毛泽东、共产党、解放全中国，谈国家的前途、社会的状况、时政时局等问题，谈论后发现大家的思想观点相似，都对这个社会的混乱现状不满，并想通过大家的努力将其改善。慢慢地又谈到了三大战役的事情，大家都希望中国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改变，而共产党就是这种良好改变的主要力量。
他们不断地给我宣传解放战争的消息及战场的有关近况，让我读一些毛泽东的著作，如《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小册子，还带来一些传单，让我们这些同学将其寄给上海的及其他各地的亲戚朋友，偷偷地往当地居民家的门缝里塞，让老百姓也能明白革命道理，做好思想准备，迎接上海解放。后来，还让我协助他们刻蜡版、复制、印刷传单和资料，他们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很好地完成了。
不久后，其中的詹茂常同学就介绍我参加了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地下学生联合会”，由他本人与我单线联系。
在上海，学生联合会成员起码有几十万人，几乎所有的进步学校里都有。这个组织是由一些地下党员领导的，他们掌握着灵通的内部消息，党组织有任务了，他就安排我们进行相关的宣传工作。
詹茂常发展我进学生联合会那天带我去了离学校较远的田地里，四面都是茂盛的庄稼，我们在里面走，外边的人根本看不见。他先跟我聊天，肯定我之前所做的一些工作，然后才说要发展我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地下学生联合会，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当地百姓宣传革命思想，迎接上海解放。
他带我去田地里面我并没有感到意外，他曾多次跟我聊天，审查我的思想状态，又慢慢地交给我一些任务，考验通过了才跟我说起加入组织的问题。说老实话，在婺源我根本就不知道毛泽东，不知道共产党，只知道新四军打日本鬼子，到了上海以后，才知道这些。他跟我说完后，我也感觉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共产党执政，中国人就有希望了。于是，我答应了，想为解放和建设新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组织规定要务必保守秘密，保全革命力量。其实参加地下学生联合会的危险性很大，在加入组织的那天领导人告诉我几条原则：首先，一定要在保护好自身安全的基础上多做工作；其次，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去完成宣传任务，在危险的情况下，绝不能暴露身分；最后，处处小心，留心身边可疑人物，发现情况及时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