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的生活
终于考入了上海的名牌大学，我十分开心，算是了却了父母和自己的一个心愿，对得起列祖列宗。
同济的校园宽敞美丽，校园中心有花园，内设小桥、流水、古木亭榭，雅致考究。2010年孙女陪我去探望母校，又到中心花园去看了看，只见高树蔽天，花开绿丛，蝉鸣高枝，风光更加旖旎。
四平路西边是校区，东边是职工宿舍区，校区有几里路长。教学楼、图书馆、科研室、外国留学生区、中国学生生活区等区域规划清晰。有两个标准规格的足球场，十几个篮球场，排球场和羽毛球场等基础设施非常完善。能在这样的地方学习是幸福的，和我小时候刚踏进婺源中学文公阙里时的感觉一样，在文化氛围如此浓厚的地方还不用功读书，就太对不起先贤，对不起国家了。
进了同济大学后，令人高兴的事接踵而至。我喜欢读书，哥哥和嫂子虽然都不反对我考大学，但学费多了家里也负担不起，我当时还非常担心，因为学费的问题我曾在报考和不报考之间动摇过。进学校了解情况后，知道只要考上大学，学杂费全免，还发生活补助费，这令我十分高兴，回家跟哥哥嫂子一说，他们也非常高兴，还是给我准备了一些衣服和零花钱。这样一来，经济上的问题是彻底解决了。学校的集体伙食也很好，国家对大学生非常照顾，保证学生天天有肉吃，八个人一桌，三菜一汤。人齐定点开饭，逾时不补，所以同学们都很有自觉性。我从心里感谢共产党，感谢新社会，我可以专心于学业不必为钱而分心了。
我们这个班更是幸运，多是知名教授执教，阵容强大。教务长李国豪教授教我们超静定结构。他曾赴德国留学，攻读了博士学位，并在德国教过几年书，后回国来校任教，是世界级的专家教授，他的很多设计都非常有名，如外白渡桥等许多上海的大桥都是由他设计修建的。童大埙教授教我们铁路工程，他也是留学回国的博士，铁路专家，在铁道部干过几年，然后到学校去教课。当时都是用外文的教科书，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教材，童老师就自己写书，后来出版了，我们就用他的那套教材学习。还有其他的一些老师，如系主任李秉成教授，教我们土工试验的俞调梅教授，教我们土木结构的江景波教授（后任同济大学校长），教我们数学的樊映川教授，全是知名的一流教授。他们编写的大学教科书全国通用……所以我们班的学生成绩都十分优异。
到了同济以后，校方得知我是地下工作者，担任过学生会宣传部长的职位，还是第一批入团的，感觉我在政治方面觉悟较高，所以就让我做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工作。
1950年3月，上海市来了通知，要动员一批学生去支援军队和地方的政权建设，因当时我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就带头报了名。于是，我打起背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心爱的同济，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后勤军需部政治部报到。
支援军队政权建设
到了军区政治部后，我主要从事随军军属中小学的青年团和少先队的日常发展建设工作，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共青团方面我是辅助别人工作，我的重点是搞少先队的工作，那时我才18岁，和中小学生容易打成一片，能很好地进行思想交流。几个月的工作下来，办报纸、办比赛、办活动，做出了一些突出的成绩，受到军区政治部的表扬。上海市长宁区区委得知这个消息后，给我记了功，还召开表彰大会，让我去做报告，交流工作经验，并在上海少年报上长篇介绍我的先进事迹。
回想起来，现在我能跟我的儿子、孙子相处得这么好，还得益于那时工作的收获。
在这期间，军区动员大家去朝鲜参战，热血沸腾之下我也去报了名。参战必须做严格的身体检查，而我的检查未通过，还查出感染了肺结核，属于初期患者，让我回去看病。当时我很震惊，在我无任何感觉的情况下就感染了肺病，被参战体检给检查出来，真是万幸。我一方面治疗，一方面照常工作，只吃了半年特效药雷米封就痊愈了，没有复发过。
到了1951年，上级领导找我说：根据国务院发文通知，为迎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高潮，凡是从学校里面调来地方和部队工作的理工科大学生一律回原学校学习。社会主义建设急需技术人才，于是我又拿了通知书，回同济大学建筑系报到。
开展社会工作
大一的时候被调出去，大二的时候又调了回来，经过一年的部队训练，虽然耽误了一年的学业，但是我在思想觉悟上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部队里淳朴坚毅的战士接触后，更切实地明白了建设新社会是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组织上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要以国家和党的利益为出发点，一切服从国家的安排。
我回到同济大学后，社会工作加重了，除了担任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外，上级领导还安排我担任了学校团委组织部下的发展组组长，负责学校新团员的发展工作。
在同济几年里，不但学习任务很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
我们参加“三反”、“五反”运动的主要工作就是到资本家那里去宣传党的政策，告知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改正错误，重新做人。
另外，我们还参加了帮助教职员工思想改造运动。因为有些老师深受旧社会思维观念的束缚，很多想法已经跟不上时代，校方就希望他们多吸收新思想，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把学校办好。所以，先让老师自我检查，把那些不符合新社会需要的思想加以改进，通过学生和他们谈心，帮助他们检查分析，令他们能够在思想认识上得到提升。
这些运动都要求学生参加，经常忙得不亦乐乎，很晚才能休息。
学校除了开展老师与同学谈心帮助提高思想觉悟的大小活动外，还多次召开了全校师生出席的万人大会，拿一些典型的事例来分析批判，铲除旧思想，树立新观念。有一次还让我代表学生在大会上发言。虽从来没在万人大会上做过报告，但机会难得，对我也是一个锻炼，所以硬着头皮答应了。我写了好几天的发言稿，全部背熟，刚开始发言时很紧张，后来也就豁出去了，一讲就是一刻钟，大家频频鼓掌，我很受鼓舞。有了这一次经历，为我以后面对几百人做学术报告打下了基础。
战场上的洗礼
抗美援朝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急需军用前线地图，我们学校的测量水平比较高，校长夏坚白就是测绘专家，博士学位，专抓学校的测量课程，所以华东军区就把任务派给我们学校，让学过测量的工科生全部到鸭绿江去支援志愿军抗美援朝。命令一下来，我们马上打好背包赶赴鸭绿江边，到宽甸县、安东市那一带测量地图。一到前线，立即投入突击，划好地区，三个人一组。白天黑夜地干，只要还能看得见，都分秒必争地实测，中饭都是边吃边干，晚上则挑灯制图。
有时夜晚可以看到中美两军飞机在空中的战斗，弹炮炸裂，火光四窜，有些飞机被击中燃烧着坠毁，战况十分惨烈。我还亲身证实了美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鸭绿江一带确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他们把日本侵华时没有用完的细菌装入炸弹投到了我国东北沿江地区，使我国东北人民不少死于细菌感染，有些活了下来，但导致了终身残疾，我们亲见受害者的惨状，真是目不忍睹。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绘制地图，帮助我们的战士将美帝国主义者打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