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测绘军用地图的时候，我发生了一次车祸。那天夜里坐军用吉普车出去执行任务时，部队里开车接送我们的小伙子不慎将车开到山沟里去了，车子沿山坡翻到沟里，车里面的四个人都受伤了，我也受了伤，流了很多血，送医院检查，只是软组织挫伤，治疗了一个多礼拜，可以行动后便马上出院继续测绘地图。这也可算是一次战场上的锻炼和洗礼。
经过好几个月的工作，终于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志愿军上级部门的表扬。
在同济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也交了一些好朋友。有一位高年级的师兄，他是解放前由党的组织派到同济大学去做地下工作的。解放后，他是同济大学的团委书记，他得知我也有地下工作的经历就特别重视我，让我担任更重要的社会工作。我能在校担任团委组织部的工作，除了自身条件外，也有这位师兄推荐的成分。他经常带着我做工作，随时随地帮助我、监督我，我以他为自己的榜样，向他学习了很多经验，思想觉悟也得到了提高和升华。这位师兄对我影响亦十分深远。
系里面有一个政治指导员，他负责我们班的工作，领导我们参加“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他非常欣赏我，本来有些文章应该是他写的，结果他老抓着我不放，提供素材和提纲，让我到办公室帮他写，还说我的文章比他写得好，所以在那个时候帮他写了好多文章。
几年的大学校园生活一晃就过去了，书还没读够就得打起背包去工作岗位工作了，真不舍得离开学校。班上同学被分到全国各地，几年同窗，情谊深厚，但终须分别，心中实属难过。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有19人被分配到北京工作，由我带队于1954年3月8日依依不舍地辞别了敬爱的母校、敬爱的恩师、同窗共读的兄弟姐妹们，奔赴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我衷心感谢教育、培养我的敬爱的母校——上海同济大学。
1978年，大学同学来京时合影（右三是王啟怀）
1999年8月，大学同学在上海公园留影（左一是王啟怀）
1997年，同济大学90年校庆时王啟怀回母校留影
1954年2月，在同济大学毕业时留影
古都印象
我大学毕业的年代，是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岗位的，我思想里的信念是：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工作岗位上去。当毕业分配名单公布时，我和另18位应届毕业生被分配到了伟大的首都北京工作。大家当然有着一种出乎意料的高兴。1954年3月8日，由我带队来到了令人心驰神往的古都北京。我永远忘记不了这个幸福的日子。
1954年，我初到北京时，深受古都风韵的震撼，五千年历史的沉积令整个城市浸润在一片深厚的文化氛围当中，内心的自豪感不禁油然而生，大国的首都就应该是这样。
与刚到上海的印象有很大不同。我到上海时，上海还没有解放，感到的是民不聊生的殖民地生活氛围，美国兵欺凌百姓，豪宅别墅都是外国人居住，大酒店、大企业都是洋人老板，连门卫都多是印度人。而北京则不同，见到的是雄伟壮观的故宫，威严挺立的城墙和城门楼，宁谧安详的护城河，古香古色的牌楼和四合院等等，一派六朝古都的庄严风貌，令人肃然起敬。
尤其是北京解放后，经过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用心治理，已经呈现出了一个视野清晰的新中国景象。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帝国主义早夹着尾巴逃跑了，没有贪官，没有腐败，没有小偷，真可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心安定、互助互爱、人人平等的和谐世界。当时连外国人都说：今日的中国是世界上风气最好的地方，我们的儿女应该送到中国来学习和生活。
从中央到地方，全民一心一意、集中精力搞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党指向哪里，就干到哪里，政通人和，一派欣欣向荣、热火朝天的景象。百姓的生活质量得到迅速提高，物价平稳，物资日益丰富，虽然当时工资不高，但百姓对衣食住行都深感满足。
最好的时光
这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直至现在我经常怀念20世纪50年代那六七年的时间。从1951年到1957年的几年生活里，我感触最深的有三点。
一是人的思想面貌。从党组织来讲，从政府的组织来讲，从学校的组织来讲，所传达的都是要服从国家需要努力建设国家的思想，领导们的行动给人民树立了榜样。从学生和老百姓来讲，真的是党让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没有一丝不愿意，大家的愿望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使国家尽快富强起来。
二是大至中央主席，小至科长，全国各地的官员都廉洁奉公，老百姓一致拥护，社会风气良好。
三是生活比较富裕。1949年和1950年差一点，到1951年特别是1952年以后，一直到1957年，我体会到的生活是比较富裕的。学校食堂每餐供应三菜一汤，天天有肉吃，天天吃白面馒头、白米饭，没有定量，放开肚子随便吃。到北京参加工作，从1954年一直到1957年，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好。大家的工资待遇都差不多，一个月几十块钱养活一大家子。那时物价便宜，物资充足，十几二十厘米长的对虾、甲鱼、桂鱼等什么都有，楼下小卖部天天有卖的，全北京都这样，走到任何一个菜市场和小卖部都能买得着，一二毛钱一只对虾，西红柿五分钱一箩筐，大白菜就更便宜了。
有一段时间，在设计院的食堂吃饭没有人收饭票，全是自己主动付钱。什么饭菜都有，炒猪肝、溜腰花、炒白菜、炒鸡蛋、烤鸡、烤鸭、馒头、花卷、糖包、肉包、白米饭，都是做好了一碟一碟地摆在那里，旁边贴好标签，再摆一个收钱的盒子，拿完菜就把相应的饭票投到盒子里，没有人管，全靠自觉。食堂办了很长时间，根本没有人白拿不给钱。我们那个家属楼里订牛奶，送牛奶的就把奶箱子放在楼下，没有锁，瓶子上也不写人名，一个单元里住着10户人家，大家非常自觉地取奶，就算有人临时有事没来取，放在楼下也不会丢。出门忘了锁门也不用担心，根本就没有小偷。社会风气好到这种程度，人与人之间多么自重和信任啊！
深山作业遭遇惊险
1954年3月，同济大学应届毕业生中有19人，分派到北京工作，由我带队前往，其中10人分到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其余9人分别被分到铁道部、化工部、轻工业部、重工业部。
我们到北京时，下了火车，刚出复兴门，只见沿途上大片的农田和民居村落，一派田园风光。到了设计院，院内也只有刚建好的两幢三层的办公楼，两幢四层的单身宿舍楼，除此之外，全是农田和菜地。
虽然周围是一片农村景象，但设计院内的环境则不同了，年轻人多，有两个篮球场，网球场、足球场各一个，冬天还浇制滑冰场，都有专人管理，可租借体育用具。业余时间，各种体育活动十分活跃。院内还有图书馆、资料室，可外借小说和学习资料。医务室、集体食堂、洗衣组、小卖部等也都进驻到了设计院。这令我们学习、工作、锻炼、生活、购物、就医……都十分方便。还有不定期露天免费电影看，伙食好又便宜，五分钱就可以吃到红烧肉、炒猪肝、宫保鸡丁等。有时党、团还组织集体活动，爬香山、逛颐和园，大家相处得也非常融洽。这和一个大学校没有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