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工作的几年当中，也有好多令人欣喜的收获。参观了许多馆区建筑装饰装修的设计实体，中外建筑大师的杰作令我深受启发，自己对建筑设计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还观看了许多国宝级的文物。我要不在这里工作，真是一辈子都看不到那么多的重点保护文物，所以我一有机会就去观摩，不仅心灵上得到熏陶，而且在这种高度环保的环境下工作对身体也有很多益处。
在此期间我做出了一些非常好的工程，还获得了外交部外事局的赞赏，用国宴招待我们。我就碰到两次这种国宴。有一次，我们做的一个工程设计得了北京市金质奖，外交部的外事局局长亲自来请我们的客，就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招待英国女王的那个桌子上请我们吃饭，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也曾在这个地方用过餐。席间有从巴黎运来的蜗牛、从罗马运来的牛排、从新加坡运来的燕窝、从悉尼运来的龙虾、鱼翅……喝的是一百年以上的茅台酒、法国巴黎生产的最高级的红酒，全都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完全是招待各国总统级别的食材。一个客人背后站一个服务员，客人不用自己动筷子去夹菜，全由他们负责为客人将菜分成一份一份地摆置面前，随时为客人补充酒水，吃过一个菜后，马上收走刚用过的餐具，再换一套新的银质碗筷杯盘。吃每道菜之前要漱口，以确保能品尝到食物最鲜美的味道。一顿饭下来，不知要用掉多少碗筷，从没见过如此繁复的礼节，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这个经历真是一辈子都忘不了，吃的每一口菜是什么味道，当时心里什么感觉，至今仍然有印象且感慨良多。
国宾馆不是一年到头工作不断的，它有阶段性，差不多五年搞一次设计翻新，中间有个半年或者一年没有计划，第一轮完工后，第二轮的工作计划没有明确定下来，我们只能等着上级的通知。处在淡季的时候，长时间的空闲令我十分不自在，我想我身体还可以，应该抓紧时间多做点工作，为祖国建设继续贡献力量，所以，我向上级说明了情况，他们非常理解我，就批准我离开了钓鱼台国宾馆。
担任广源公司经理
1996年，我刚离开国宾馆不久，广源公司需要经理，当时一个熟人就找到我，说：“你在钓鱼台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了，那你就到广源公司来吧。”公司离我们家很近，坐车10分钟就到了，于是，我就决定去看看，没想到在那儿一干又是好多年。
广源公司是中外合资的建筑装饰公司，我受聘任公司经理，承接了数十家五星级饭店的装修，有长城饭店、建国饭店、香山饭店、西苑饭店、丽都饭店、和平饭店、民族饭店、长富宫饭店、燕京饭店、云安宾馆、珊瑚饭店、四川饭店、海南大酒店等，还设计了一些大厦的装修方案，如国贸大厦等。饭店需要从大堂、宴会厅、多功能厅、会议厅、餐厅、总统套间、标准间等方面下功夫，大厦则主要是写字楼的改建和装修，我做这些工作熟门熟路，比较轻松，不费大力气，具体工作有设计人员、施工人员去落实。
我这个人到哪都不会跟人家提太多要求，也不会跟人家去争工资，争待遇，争分红，人家给我多少，我都没有太大意见，不过这工作的六七年里，收获肯定会有的。因为我们做工程还要去吸取别人的经验，不能总参考在钓鱼台的那些工作经历，钓鱼台和酒店设计肯定不一样，前者要代表国家的最高设计水准，要古色古香的，要精致典雅，而酒店的要求会根据不同的需求形成不同的风格，老板对投资会有一个控制，我要根据他投资的多少选材料定方案，钓鱼台那一套方法在这里用不上，所以还要借鉴世界上其他有名的酒店，看看人家的酒店都是怎么设计的，要了解现在世界上正流行的设计元素，去粗取精，有取舍地利用。
我在广源公司一直做到2002年，也算是为北京市的城市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高科技开发区兼任顾问
我还在江苏省常州市高科技开发区兼任了一段时间的顾问。2000年前后，有人打电话找到我，这个人就是高科技开发区的领导。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我的电话的，他跟我说：“我们想跟你见见面，谈谈我们那个开发区的情况，你给我们提提建议。你们家住哪儿，我上你们家来拜访。”我问他住在哪里，他说他住在中央电视台后面的梅地亚宾馆，我说：“我离那儿很近，我上你那儿去吧。”他同意了，说：“在我这儿谈起来更方便。”
我到了宾馆后，他把情况简单讲了一下，他说：“××推荐我们来请教请教您，我们想在北京请几个顾问，把你们北京的设计思路介绍给我们，给我们一些启发。也不用您到我们那里去，我们就带东西来请您看看，给您介绍，然后听听您的意见就行，也不占用您很多时间。”
我一听也行，就答应了。结果他就给我下了聘书，每个月给我寄顾问费，后来我叫他别寄了，我实在不好意思收钱，因为确实没做多少事。我估计他是来北京办事顺便带着他们的规划设计图来向我介绍，让我带回家看一天两天，再给他们讲一讲我的想法，提提建议。我对他说：“你千万别再给我寄钱了，就这么一点事，每个月都寄钱来，我怎么能要你们的钱？”
后来，我坚决不要，把钱都给他退回去了，可能他觉得我不收钱，他也不好意思总来找我。想想自己仅仅是纸上谈兵，没有到实地去调查研究，所提建议也起不到实际性的帮助作用，千万别把人家事情耽误了。于是两三年之后，工作的事情基本上到此为止了。
心系婺源
退休后，在北京地区，我还办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由于“文革”十年浩劫等原因，与很多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基本上就失去了联系，不知彼此去向，但仍非常挂念。我的好朋友金贵杏同学，以第一名的成绩免试升入高中，我们初一时曾在一个班，初二分班就分开了，他在他的班里是第一，我在我班里也是第一，虽然不在一个班，但是我们两个人在一年级建立的感情还是非常深的。我们经常见面，假期里一块儿聊天谈心，一块学习，甚至于谈恋爱的事情我们两个人都保持着交流。
毕业分开以后，他读上海财经学院，我读的是上海同济大学，后来又赶上“文革”等政治运动，使得同学之间都不敢往来，中间就失去了十几年的联系。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人际关系就好转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南昌出差，在一个食堂里遇见了他，别看分开十几年了，一眼就认出对方是谁，我们两个人高兴得不得了，拥抱在一起又蹦又跳。我在北京，他在婺源旁边德兴县工作，此后我俩通了无数封信，会面了几次，从此再也没断过联系。
仅我们两个联系还不够，还要与其他同学联系。1991年，我退休后就在三个范畴开展了寻找同学的工作。一是寻找同济大学的同学，这方面具体由昆明的许一民同学负责编撰同学通讯录；二是由金贵杏、程华寿、汪志明、李汉庭等人在婺中母校校长和老师们的指导及支持下负责编撰婺中校友纪念册；三是在北京由我牵头，第一年邀请当时所能找到的10位婺中同学来我家聚餐畅谈，大家高兴异常，当场决定今后每年举行一次婺源同学、同乡联谊活动，第二年在汪宗荣家附近的专家公寓中举行，第三年在詹远一家，第四年人数已经达到30人，从此改在酒店聚会。这样进行到第15年时，到会人数已达80人。由于我是发起人，所以一直选我作为召集人。
这项活动不仅颇受大家欢迎，还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
一是大家欢聚一堂，交流彼此近况，特别是有关家乡和母校的变化，大家异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