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都贫贱百姓家，母佣女工度生涯。
饥寒常伴辛酸泪，苦难偏加女姣娃。
失学失业失骨肉，无衣无粉无鲜花。
长霄漫漫何时旦，静待箭楼军号哗。
二
万里长空架彩虹，古城处处庆新生。
张公指引长征路，领导身传好作风。
大典劲擂欢庆鼓，金曲高唱翻身情。
幸福热泪腮边挂，永世不忘大救星。
三
欣逢盛世民气豪，革命激情万丈高。
戴月披星学文化，凌寒濡暑爱勤劳。
拥军爱党感情火，亲友仇敌立场牢。
乐将青春献勋业，迎来四化乐陶陶。
四
百题算术动芳心，病体堪怜萌爱忱。
学府花前诉私语，铁狮月下定终身。
粗茶淡饭存高远，娇女顽童乐天伦。
雨雪风霜永相伴，百年偕老我英春。
异地他乡巧遇
1943年春，我从新京陆军军官学校预科毕业，被派往禁卫步兵团实习。有一天，随士兵去南岭打靶，走在街上突然遇见了我的大姐。我幼时父母早逝，全靠奶奶和大姐抚养成人。我和大姐的感情如同母子，又有一两年没见面了，能在异地他乡巧遇，真是喜出望外。我紧紧地握着大姐的手，急忙问：“你怎么到长春来了？”大姐说她是看朋友来了。因为队伍正在行进，不能和大姐多谈，于是我就问大姐：“你住哪里？等我下班去看你。”大姐没有告诉我她住在什么地方，说晚上她来看我。
抚养李春长大成人的大姐李宝珍
打靶归来，黄昏时分，大姐坐着一辆人力车，手里提着一个菜篮子到营房来看我，篮子里装满了用玉米面包的菜团子。当时日本在侵略中国的同时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物资极端匮乏。东北的粮食已被搜刮一空，人民已经无粮可吃。这是大姐“勒紧裤带”包的团子啊！玉米团子胜过珍馐，我的眼睛湿润了。大姐从小就呵护着我，当时我已经20岁了，还是那样疼爱我，我感到特别幸福。但是从她憔悴的面容上我感到了她生活的艰难，我不免又为那半生坎坷的大姐心痛起来。我问她住在哪里，但她仍然说她来看我。后来大姐又来看过我几次，说离这里很远。
后来，我结束了在部队的实习回校念本科，才从堂兄那里得知大姐早已和她的男朋友杨观涛在长春结婚了。得知这个消息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从学校所在地拉拉屯，走了二十多里地赶到了大姐家。原来大姐家就在禁卫队营房后边的兴运路。姐弟相隔咫尺，不得相见。在大姐家，我见到了姐夫杨观涛，二姐也从老家北安来了。骨肉至亲，一家人相见格外亲热。但是他们面色不好，眼神也透着一丝忧郁。当时东北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我既为姐弟团圆而高兴，又为亲人的处境而伤心。从此每逢节假日我就往大姐家里跑，在长春我有了一个温馨的家。
大姐的离家出走
为什么大姐不肯告诉我她的真实情况呢？这里有一段大姐为婚姻而抗争的故事。大姐自幼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但在家庭的熏陶下，粗通文字，能够读诗词、看唱本。既精于刺绣等女红，也能骑马打枪。大姐在家里孝敬父母、怜兄爱弟、操持家务，在家乡小镇算得上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好姑娘。20世纪30年代，她和镇上青年杨观涛相恋了。杨观涛当时是镇上邮局职员，也算得上是小镇的知识分子了。杨观涛家境虽然比较贫寒，但人很正派，知情达理。他们一起上教堂读圣经、唱圣歌；在家里杨观涛弹琴，大姐唱歌；俩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当时，我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学生，常常跟在他们的后边跑教堂，读经唱歌，亲身感受了大姐和观涛那一段真挚的爱情。
后来，杨观涛请了媒人到我家来提亲，当时我家在经济上虽然没落了，但头脑里封建等级观念依然十分顽固，对于家境贫寒的杨家自然看不上眼。作为家长的大哥，一听杨家来提亲，火冒三丈，气不打一处来，无情地拒绝了这门亲事。从此，我再没有见到大姐和观涛携手并肩的身影，再也没有听到他们读经唱圣歌的声音。不久，大姐默默地离家出走了。
大约是在1941年或1942年，我去军校途中在哈尔滨见到了大姐。她在贫民区租住的房子里，中间隔着一个大布帘子，那边住的竟是几个做工的男人。屋子里除了一张床和简单的炊具以及一架织毛衣用的小手编机外，几乎什么都没有。当时大姐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用这架小机器织毛衣维持生活的。我黯然无语，心里一阵酸楚，怀着一种忧郁的心情告别了大姐。直到1943年在长春我才见到她。
她像母亲一样爱护着我
我和大姐不是一母所生，但是她一直像母亲一样爱护着我。小时候母亲打我，大姐趴在我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我。在我们那里，每逢过年孩子们都要穿新衣服。我家因为没落了，生活困难，买不起衣服。大姐就用拆洗干净的旧衣服给我做成干净整齐的衣服。记得，有一年都到了年三十了，大姐和二姐忙了多半夜给我赶做新衣服。大年初一，我和许多孩子一样穿着姐姐给我新做的衣服，出门去放鞭炮。姐姐去和女孩子们玩“嘎啦哈”[3]或做别的游戏时，都要带上我。她们把用铜钱做的“钱头”抛得高高的，用手把炕上散乱的坑背儿相同的“嘎啦哈”搂在手里，然后把正在下落的“钱头”接住。最后输了的人要挨罚，被蒙上眼睛去摸插在炕席缝里的针，我在一边也享受着她们带来的欢乐。我上中学了，学费、食宿费家里一时拿不出来，大姐想办法去给我借，总是让我按时顺利地上了学。军校毕业购买军装又需要一笔钱，又是大姐千里迢迢从长春赶回北安去借钱，保证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及时拿到军装顺利毕业了。
姐夫杨观涛（前排中）与老伴及其儿子新生（后排右一）、儿媳丽生（后排右二）及孙子、孙女的合影
大姐和杨观涛结为伉俪，建立了新家庭。他们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俩人相亲相爱，相濡以沫，日子过得美满幸福。不久，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这是他们婚姻自由后，获得的一个新生命，我给小外甥起了个名字叫“新生”。孩子出生在艰苦岁月，父母的生活更加艰苦了。但新的生命给家庭带来了欢乐和新的希望，大姐的脸上出现了几多温馨和幸福的笑容。
我在长春也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在大姐跟前获得了母亲般的爱。军校在长春以西二十多里，过去星期日放假进城，无非是逛逛书店，吃顿饭，急急忙忙赶回学校。自从有了大姐这个家，我尽享亲人的关爱和家庭的幸福，心情和过去大不一样了。难忘的是日本投降时那一段非常的时日，先是我和我的好朋友军校同学李凤桐住在大姐家，后来又和我的地下战友田羽、白山、阎凤桐等同志先后住在大姐家。大姐家只有三小间房子，中间是厨房，我们住一间，大姐和观涛带着孩子只好挤在另一间小屋子里。大姐不仅要给我们做饭，照顾我们的日常生活，还要为我们的安全操心……大姐为我付出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