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的思念
1945年冬，我去参军离开了大姐家。1946年初，因误入敌阵被俘，脱逃后回长春向组织汇报，又住在了大姐家。大姐又惊又喜，实在是不愿意让我在兵荒马乱中再去冒险了。可是不久，组织又介绍我去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大姐虽然舍不得叫我走，但是为了支持我去参加革命，还是忍痛把我送出了家门。记得那一天，大姐站在大门外，眼睛里含着泪花为我送行，我边走边回头，请她回去，但大姐久久不肯离去。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和大姐的最后诀别。
1946年夏，我辗转到了新解放城市张家口，进入华北联大学习。三年解放战争，我和大姐断了联系。1949年初，我随学校进入北京，随后我在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忽然接到杨观涛来信，说他在“三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了。大姐的心情可想而知，她又带着两个孩子，生活一定非常困难。在荣英的支持下，我把由供给制转为薪金制刚刚领到的50元钱，分两批寄给大姐。我想，有了这笔钱，她的生活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心情会好一些。但是姐夫被审查，对她的压力太大。非常不幸，她的两只眼睛竟被急得失明了。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北安，大哥和二姐领着她到医院去治疗，但都没有效果，她只好领着孩子又回到长春。可怜的大姐，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每天摸索着，在煎熬中打发苦难的日子，不慎从楼上坠下，摔成“植物人”，经过一段痛苦的生活，终于结束了只有四十多岁年轻的生命，身后留下了诸多的遗憾和牵挂。
对于大姐的苦难和不幸，当时我全然不知，都是以后从二哥的来信中才知道的。我是从来不哭的，但是当我听到大姐不幸的消息时，却心酸落泪了。本来我希望有一天能把大姐接到北京，姐弟团圆，让她在人民的首都和弟弟的身边，安安稳稳地过上几天好日子……可是这一切都不可能了！差堪慰藉的是，二姐曾两次来京与我们聚会，外甥女秀丽也来看望，圆了姐弟之情。
春英与外甥新生、甥媳丽生合影
大姐含恨走了，给我留下了无限的思念。可以告慰的是：她的两个儿子新生和恩生早已成家立业，孙儿孙女也已长大成材，家庭美满，生活幸福。大姐的后代像大姐一样关心照顾着我们。恩生夫妇从澳大利亚旅游归来，特意来京看望我们；新生和他的妻子丽生来京为我们修理门窗家具，料理家务，为我们送来防寒衣物和家乡土特产品，经常通过电话问寒问暖，关怀备至。近来，他俩又以学有所成的绘画——红树林和白百合相赠，给我们的生活又增添了几许火红和清新的感受。外孙杨光已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年轻艺术家，多次赠画赠印给我们。亲人的感情在我们之间传递，我仿佛又生活在和大姐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大姐，你若有知也一定会为我们高兴的，愿你和观涛在白山黑水之间，无忧无虑放心地安息吧！
晴天霹雳
1991年9月19日上午，国务院工委（中共中央国务院工作委员会，长子小军这时正由化工部重机公司借调到此工作）两名干部，通过人大工会找到我的家。他们带着严肃而又无奈的神情告诉我们：“李小军昨天夜里在工作会议服务期间突然抽搐、喷吐、晕厥，急送北医三院抢救，当夜在急诊室输液留观。19日上午经CT检查为脑溢血，下午将转院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进行手术。”晴天霹雳！荣英随工委干部直接去了医院。我则急奔人大校工厂，紧急通知在那里上班的次子小元，又打了电话，通知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小女儿李星。然后，我把家里的事，主要是孙儿曦曦放学吃饭安排妥当之后，也风风火火地赶到三院。
1953年，在姥姥怀抱中的小军
小军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呼呼地大口喘着气，完全陷入深度昏迷之中，国务院工委几名干部和护士把他抬上车，救护车呼啸着急奔北大医院脑外科病房。进门后，理发员马上为他剪掉了头发，看来医院已经做好了手术的准备。大夫急把我俩找到医生办公室，指着小军的脑CT胶片耐心、同情而又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病人的病情已由脑溢血转变为脑疝（颅内压增高的晚期并发症），在医学上脑疝已无抢救价值。不做手术肯定死亡，做手术的风险也很大，即或存活也将面临瘫痪，做或不做由家属酌定。我俩毫不犹豫地恳请医生实施手术。
病人很快进了手术室，重机公司派来的张师傅一直守候在手术室门前，国务院工委组织部张部长、重机公司书记等有关负责人都来了，小元、李星也赶到了。经过四五个小时，大约傍晚时候，小军终于被推回了病房。过了一餐饭的时间，医生急告，经过开颅手术，已经清除了颅内的积血，但病人颅压仍然极高，急需再次手术减压，不然很难度过当天夜里。我俩别无选择，只有听从医生的安排了。深夜小军又从手术室被推出来，这时他的头盖骨已被切掉了有一个手掌那么大一块，颅压高虽然暂时得到缓解，但人已完全不能自主呼吸，陷入毫无意识的植物生存状态了。
这一夜我和荣英守护在抢救室里小军的病床旁，万感交集，留下一首痛楚的诗：
梧桐叶落影重重，病榻秋深夜俱空。
可叹爷娘哭无泪，犹闻儿女泣成声。
缘何白发负年少，应是黑发送老翁。
一样牵肠情两样，伤心尽在不言中。
这突如其来的灾祸，险些把我们夫妻两人击倒，但只要小军还有一丝生的希望，我俩和全家也要尽最大的努力。我俩白天轮流到医院看护，小元临时停止工作专门夜里值班，树刚每周末从西山骑自行车赶来替小元值假日的夜班，李星照料家，也常到医院替班。小军原工作单位化工部重机公司派专人来参加护理，国务院工委则用专车每天接送我们从人大到北大医院交接班。每天奔波在大街小巷，风驰电掣，心中只有躺在医院里的病儿。
为了缓和呼吸困难，小军的气管被切开了，经常得用排痰器插进喉咙排痰，看到儿子本能的痛苦的样子，我的心头一紧，酸楚的滋味让人难忍。为了保持生命的最基本需要，每餐只能用鼻饲的方法，灌进一些没有渣滓的牛奶、菜汁。为了帮他翻身，两个小时要搬动一次他1.82米的身躯，并进行全身特别是四肢的活动和按摩。每天还要用盆水擦澡。也做了木脚板套在他的脚上，防止脚变得僵直。他大小便完全不能自控，只能垫上厚垫子，套上便壶，随时清理。为了唤醒他，经常要和他对话，并常常播放他最喜爱的苏联歌曲磁带给他听。
三个多月里，所有的努力并没能改善他的状况。对于这种毫无治愈希望的病人，医院下逐客令了。我跑遍了东西南北城寻找医院，大医院没有哪一个肯接受这样的病人，小医院可以收，但条件太差。荣英在好友林婕卿等同志的陪同下，驱车跑到小汤山疗养院，结果也碰了壁。后来，在西山脚下找到北京工人疗养院，医院医疗条件很好，环境风景更好。虽无法治小军的病，但可以疗养，危急时又可以进行抢救，权衡之后决定去住。工人疗养院的床位很紧张，经北京总工会陈庸章同志转请耿长锁副主席与疗养院领导联系，在肿瘤病房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房间。第二天由疗养院救护车在我俩和国务院工委两位干部的照顾下，把小军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转移到了北京市工人疗养院。
这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了，我们忙活了多半天，饥肠辘辘。这里是西山脚下，餐饮店不多，在杳无一人的小街上，终于找到了一家饺子馆，等提着打包的饺子回到病房时，小军闭着眼睛入睡了，荣英孤零零地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坐在那里出神。当我俩吃着热腾腾的饺子时，一天的劳顿解除了，心里也有了些许的慰藉。然而这荒僻的山野，冷漠的病房，床上躺着前途未卜的亲人，又使人感到孤寂、凄恻。就这样，我俩和衣而卧，度过了在西山疗养院的第一个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