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以后，我回家找母亲，沿着大河默默地走着，路还是那条路，可眼前的景象却不一样了。原本我家前面是个大广场，到了星期天卖马的、卖牛羊的聚到这里，好不热闹。可失火后房子都倒了，一片破烂不堪。回到家后，只见一群人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什么，这才听说姥姥家的二女儿被烧死了。
母亲正一个人拿着棍子在废墟里扒拉，也许是想看看家里还剩下什么东西。她一边哭一边找，扒拉一下，地上“呼噜”一下子飘起来一层灰，烤得要命。我在旁边呛得够呛，就问：“你扒拉什么呀？什么都烧没了。”
母亲开始不应声，过了好半天才缓缓地说：“找佛。”
原来，母亲从阿城逃出来后总觉得没人保护自己，就买了个小佛像，祈求佛祖的庇护。我不懂这些，但当时东北人挺讲究这个。房子里总要隔开一个秘密的地方供奉神灵。从外表上看过去根本发现不了，像一堵墙似的。母亲在里面供了一个小佛，每逢初一、十五烧香时会让我避开。我常想着里面肯定有什么东西，神神秘秘的，还有一股味儿，一烧香就能闻到。有时趁着母亲不注意我趴在那里偷看，只发现佛龛架子很高，其他的就瞧不出来了。母亲信佛，但没有走向佛门，大概买佛也只是想保佑我们平安吧。
我当时也不懂事，不知母亲的伤心，只是上前去拽她，催着她说：“妈妈，快走吧，快走吧。”周围聚集的人很多，但没有一个出来帮助我们，反倒指指点点，说着那些“老巩家着火了，活该”之类的话，可能是因为姥姥得罪了人。我管不了那么多，只是拽着母亲走了。
姥姥家那么多房子都被烧毁了，连孩子都死了，她也没心思管我们。我们家被烧得片瓦无存，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剩下。母亲只好到卖估衣[1]的地方给我买了点衣服，之后把我送到了二姥姥家。她还特意嘱咐二姥姥：“帮着照顾孩子，我去找孩子的继父。”其实，母亲也不知道继父去了哪里，只能去哈尔滨马家沟找，毕竟那里有继父的亲戚。
搬到乡下
继父和母亲找房子也挺难的，如果去太远的地方，继父上班、我上学都不方便；但近处也没有合适的房子。最后继父下决心回老马家找他不出五服的哥哥，就在宾县南城门外五里地的地方。
继父的哥哥很通情达理，把工人用的磨房、碾房腾出一半给我们，还翻修了里外屋和炕，给我们修了做饭的灶台。我们住进去的时候屋子都收拾好了，只是里面很潮湿，还散发着一股难闻的霉味儿。屋里没有家具，继父的哥哥把他家盛粮食的柜子倒腾出来给我们装衣服、被子。
搬家以后，我家距离继父工作的地方有五里地远，继父工作的地方条件优厚，又提供食宿，他便不常回家了。后来他越干越好，听说还掌管着商工会的食堂，不过后来我才知道从始至终也只有包括继父在内的三个人，另两个是锦州人。他们每个人轮流干一个星期的活，主要负责送信、打扫卫生、收报纸、烧火墙（火墙类似于炕，烧起来整面墙都热乎乎的，是北方居民特有的取暖方式，特别适合东北这种一年中有大半时间都处于寒冷冬季的地方）。
继父可以住在工作的地方，但我不成，每天要上学，总得起大早。最艰难的要数冬天下暴风雪的时候，凛冽的寒风中夹杂着大雪片，一下起来积雪就能没了膝盖。而且我没有结实的棉鞋，只能穿草鞋，自然不是长征那样的草鞋，而是像个小靴子似的那种。那种草鞋价格便宜，买了以后得把底子用带毛的皮子给钉上，既防滑又暖和，每年如此。大风咆哮着，我们只能费劲地前行。有时雪积得深了，一踩下去雪都倒灌进鞋子里，脚冻得像被猫咬过一样，手也不敢拿出来。
二年级下半学期和三年级时我都住在老马家，天不亮就得出门上学。因为不管是谁，早上都得两个人一组，排着号到学校值日，烧炉子、喷水扫地、把凳子摆到桌子上面。同学们来了教室里冷得很，炉子不热可不行。我们当时用的炉子和现在的铁炉子还不一样，是用泥砌起来的四方形。没有煤，学校给每个班储备足量的粗木头棒子，生火前值日生可先到总务科领。木头棒子不易点燃，我们捣鼓半天也点不着，黑黑的烟呛得我们直咳嗽，还流眼泪。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儿才点着，到下午两堂课以后火就慢慢地熄灭了，后面的时间我们就挺着，直到明天一早再点着火。
住在乡下时，上学的午饭都是母亲给我带的，冬天的时候搁到炉子旁边热着。大部分同学都带饭。我常带两个土豆，炉子底下有一层炉台，我就搁在炉台里面，等到中午烤好了，用筷子一穿就能吃了。
我的同学差不多都住在学校周边，我每天都要比别人提前一个小时出门，不然到不了。冬天严寒漫长，容易受凉，加上体质弱，三年级时我得了一种病——一大便就流血、脱肛，真是痛苦极了。母亲一直陪着我，悉心照料着我。
毕竟家里拿不出太多钱为我治病，母亲就四处打听偏方。后来她把从井里找来的青苔捣碎了，混上鸭子血热敷，每晚如此。在学校肚子疼时我就憋着，没法大便，只能等母亲给我治疗时才能方便。
这时候学校不是由日本人当校长了，都是中国人了。校长、老师大多和蔼，那些可怕的规矩自然是少了很多。课程丰富起来了，印象最深刻的是地理课，老师不仅要求记住各省市的地名，还告诉我们古代人起初不穿衣服，靠打猎为生。
三年级上了一半的时候，我又得了场大病。秋天拔萝卜的时候我在老马家的菜地里帮忙，也不知怎么就突然昏迷了。大人们纷纷来看我，连老马家的大娘都被惊动了，他们都说：“这孩子要不行了，赶紧钉棺材。”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真的钉了一个小棺材放在我们家窗下。
说起痊愈的过程，也真是离奇得很。听说我昏迷不醒时，一大群的蜜蜂飞到了房檐下，黑压压地糊到了窗户上。母亲吃惊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儿？怎么那么多虫子？”她没看清楚。我大娘见了，高兴地说：“不是虫子，这孩子要好了！这么多蜜蜂。”果不其然，下午我就苏醒了，真是怪极了。
我睁开眼，迷迷糊糊地看见一屋子人，但什么都记不起来，只是小声说了句：“这是哪儿呀？”继父挺高兴，背上我出门看蝴蝶去了。乡下的墙特别高，草也长得高，阳光刺得人眼睛发疼，但蝴蝶在草丛中、墙檐下翩跹起舞的景象真是漂亮极了。我趴在继父宽宽的肩膀上，觉得很奇怪。“我不是拔萝卜吗？怎么现在有蝴蝶了呢？”。继父一听，告诉我事实上我已经病了很久，连棺材都钉上了。
好似从秋天起直到第二年蝴蝶都飞出来了，我才清醒过来。这么长时间，母亲天天都喂我米汤。好像那次我的腿也肿了，可能是染上了伤寒。
乡下生活
我对乡下的生活很感兴趣，一大家子特别热闹。家里马很多，还有两辆大胶皮轱辘车。老马家有长工：马倌儿、猪倌儿、专门管种菜的，工种还挺多。一到农忙时还要临时请很多人来家里帮忙，大人们都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一天吃四顿饭，这事儿也真挺新鲜的。
种地是怎么回事儿我也了解了，秋后大人去收老玉米我也跟着去。我一直在城里生活，不少农村的东西都不知道，渐渐地，高粱、谷子我都能认清了。但在乡下，我的同龄人很少，老马家所谓的“大哥”的孩子都比我大，“二哥”的孩子比我小，没有真正的同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