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家门，我发现母亲还在躺着，就问：“妈妈，你怎么不做饭呢？”
现在想想，母亲当时已经很虚弱了。她有气无力地说：“有现成的，你自己热。”
“我不会呀，那么大的锅怎么热啊？”我嘟哝着。
母亲一点一点教我怎样热饭，我热了点苞米米查子，结果还是半生不熟，半热不热的。我做好了以后喊母亲吃饭，她只说：“我不吃，你睡觉吧，明天还得上学呢。”我未觉异样，只是听话地上炕睡觉了。
每天天不亮母亲就起来为我做早饭，熬点儿热热的粥，让我吃饱了上学。可这天母亲一直没起来。我上前推推，她没有反应，我怎样扒拉她都没有动静，此刻我终于意识到一丝反常。
因为害怕，我马上想到了孙三娘。孙三娘是锦州锦西人，继父的老乡，他们一起来到宾县，当时她是我们的邻居，就住在里院。我脑子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扯着嗓子喊着：“孙三娘，你过来看看我妈妈怎么了！”她来了看看母亲的情况，旋即嘱咐我：“丫头，你快找你爸爸去，你妈妈不行了。”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跑着，到了继父那里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全身都软了。进屋时那些人正在吃早饭，我不管不顾地喊继父。
“你快回去吧，我妈妈不行了。”
“什么叫不行了？”他还是那样，完全看不出一丝担心或是着急的样子。
他慢悠悠地回家看了一眼，然后就出去找大夫了。我第一次见到那样粗那样长的针，大夫给母亲打了一针，但已经无济于事了。我把母亲过去穿的旧衣服套在了她身上，继父买了个白茬的棺材回来，那些人把母亲抬了进去。他请的人我不认识，我负责打幡儿，还得摔盆子。总归是人家教一句，我学一句说一句，既害怕又不知所措。
母亲就这样去世了，什么都没说，最后被埋在老马家旁边的乱坟岗。丧事办得简单至极，没有亲朋好友来哀悼，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继父对母亲和我并不好，母亲大概是因为操劳过度、积劳成疾而去世的。作为一个女人，母亲没有什么爱情，也没有家庭的幸福，整天东躲西藏，逃避日本人和警察狗子对抗联亲属（我生父是抗联战士）的追查，还有一个三天两头生病的孩子拖累她，在精神上受尽了煎熬，生活太苦了、太累了。1946年，我可怜的母亲去世了，那时她才仅仅33岁！
追念母亲
母亲名叫冷蓬春。按现在社会上流行的说法，她或许患有抑郁症。试想一个才女，空有满腹才华却难以施展，既无工作，丈夫又不常回家，怎一个辛苦了得。但为了我，母亲通通忍了下来。
母亲是个有文化的人，自我懂事起她就给我讲故事。猜谜语、绕口令也是她教我的。母亲还教育我，女孩子要稳重，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也不能与陌生人接触。
她讲过这样一件事，还说是发生在宾县的真实的故事。有一户人家丢了一个孩子，家里人千方百计寻找，很多年过去了还是寻不到。后来宾县来了个特别火的马戏团，宣传说团里有个人身上长着狗皮，家家户户的孩子都要去看。这户丢孩子人家的母亲去看了，狗孩子每次表演完了就使劲盯着她看，目光始终不移开。这位母亲特别害怕，她疑惑地自说自话：“奇怪了，为什么他做完功老看着我？眼睛里面好像在说话。”那孩子已经不会说话了，尽管浑身是狗毛，但确实是个人。
回家后她把事情告诉了丈夫，她的丈夫也觉得奇怪，遂去看马戏团的表演，发现狗孩子也直直地盯着他瞧。他回来后又把事情告诉了邻居，邻居去看后也觉得怪了。连续去了几天都是如此，这对夫妻遂猜想丢了多年的孩子是不是那个狗孩子，于是报案了。破案后，终于水落石出。原来是马戏团把小孩弄了去，把狗皮扒下来给孩子贴在身上，马戏团里才有了狗孩子。
我上下学时还没有接送这一说，因此母亲大抵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诫我：在外面见了陌生人绝对不能说话，也不要轻易接受别人的东西。
母亲说与我的谜语，我现在又讲给了我孙子。
“南边来了一群鹅，噼里啪啦下了河。”母亲问我：“你猜这是什么？”
我说：“猜不出来。”
她故作严肃状：“动脑子，这是吃的东西。”
琢磨了半天，我还是转不过我的小脑筋来，她则接着启发道：“那鹅怎么能下河呀？往吃的上想。”
还是想不出，母亲才揭开了谜底：“告诉你，就是饺子。”
还有“南边来了一群猴，披蓑露头。”谜底就是榛子。小时候没什么玩儿的，母亲编了好多好多的谜语和绕口令。类似“天上一根针，地上一只鸡”这样的绕口令也很多，都是她闲暇时教我的。有了这些，我的童年也别有一番乐趣。
另外母亲还教我数数。她从饭店弄些猪和羊身上的膝盖骨，又名“拐”，回来煮后染上颜色，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做好了猪拐、羊拐，我俩比赛抓（chuǎ）拐，看谁赢得多。当然也攒杏核，在外面捡一些，有时也花两分钱买一兜杏，扒下果肉留下杏核用来数数。
其实母亲对我的管教很严格，家里规矩较多。她特别爱干净，每年冬天时她洗完被单、衣物等还要浆一下，将洗好的衣服放到米汤里揉搓，然后再用棒槌反复捶打。我只拿得动一个棒槌，也帮忙把衣物打平整。母亲还让我帮忙把这些重重的衣物抻平，一拽我就“嘎嘎”笑，母亲见我开心，脸上也露出了微笑。我们母女俩相依为命，我是母亲唯一的精神支柱。
家里经济靠继父支撑，母亲也时常做些手工活，赚点钱贴补家用。东北冬天特别冷，天凉时，我们都会在脚上套棉袜子、皮袜子，穿靰鞡（wù la），一种土皮鞋。母亲做这些物件，我还帮忙缝制过。记得做靰鞡时，要挨着鞋里子塞层草，外面用一层皮子裹住，总之好多层，像包子似的。这种鞋保暖，大家都穿。我记得小时候除了穿草鞋，还穿过一次毡疙瘩，即用毡子做的靴子，买不起长的就买短的。
在记忆中，母亲一般都在晚上干活儿。偶尔我一觉醒来，才发现她还在昏暗的灯光下忙碌着。因为总瞧着母亲缝，像缝皮子这样的手艺活我现在都会。我曾好奇地问：“这带毛儿的怎么缝啊？”母亲笑眯眯地演示着如何用针把毛捋好，再将两边的毛对上，一针一针地缝，感觉有点像补袜子。一晚上得缝几双才行。
那个年代，马裤备受东北男人的青睐。马裤在日本侵华时期又叫“裤别子”，得把腿包上，和农民扎的绑腿差别很大。到了冬天，城里上班的男人都穿这个，特别暖和。家里没有缝纫机，母亲就手工缝制，做出的马裤比缝纫机制成的裤子质量还好。继父穿着母亲做的马裤出去，街坊四邻看见了，都称赞母亲的手艺好，甚至还有好多人请她帮忙裁马裤。
有一种布料叫阴丹士林（我国出产的一种青蓝色布），现在这种颜色的料子几乎绝迹了。起初大褂的袖子仿照旗袍袖子的样式，后来发展成喇叭袖，之后又变成了带三道白边的式样。学校要求三年级以上的女孩子必须穿这样的大褂。诸如此类的有关着装的要求较多，母亲就为我裁衣服。大部分时候都得用大人的衣服改，比如把继父的衣服改成我的裤子，印象中我很少穿真正的新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