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由于继父经常不回来，母亲管我管得松些，我也解放多了。我家挨着大河，透过清澈的河水就能清楚地看到五颜六色的小石头，甚至连石头上的纹路都清晰可辨。我喜欢捡石头玩儿，更喜欢在河里洗头、洗脸、洗脚。玩了一天回来后，母亲凑上前来一闻，会疑惑地嘀咕：“怎么这么腥呢？”我背过脸偷偷地笑，看来母亲不知道河水比较腥的秘密。
老马家的菜地离我家也挺近，我们总去偷黄瓜吃。种菜、看菜的是个老人，连我们跑到黄瓜架下都看不见，哪里看得住啊。有了这些活动，我比在城市的时候开朗了许多，感觉童年生活也不再单调了。
如今，我仍特别怀念那段在农村的生活，可以说我彻底放松了、自由了。放猪的猪倌儿年岁与我相仿，他是个苦孩子，但特别勤劳，能一个人把十几头猪放到野外去，再把猪一只不少地圈回来。平时他总哼唱小曲，有本事带回一些令人想不到的“战利品”，比如说鸟蛋。我知道自己身体弱，虽羡慕他，但也只是静静地看着。
有一次他蹲在一旁烧猪食，烧完后在原地挖了一个坑，并在里面埋了好多土豆。烧猪食剩下的火余温较高，没过多久，土豆的香味就钻进了我的鼻子。小孩子嘴馋，我想吃，就和他套近乎。
我说：“你吃的那是什么？给我点儿尝尝。”
他打量了我一眼，笑着说：“这个特别好吃。”
土豆熟了，他扒拉出一个黑了吧唧的土豆给我。我一口咬上去，弄了个满嘴黑，但黑色表皮下黄灿灿的土豆真的可口极了，以至于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忘不掉那个味道。
我俩一块儿吃，嘴边、牙齿都是黑的，俩人大眼瞪小眼，随即笑开了花。那之后我俩熟络了起来，他烧好吃的就喊我。
有一次吃完了东西我问他：“你怎么不上学啊？”
他没看我，只是平静地说：“我们家没有钱，供不起。”
我也没说话，心里酸酸地有些难受。尽管我的家境并不宽裕，但至少还供得起我上学。这样看来，我还是挺幸福的。
搬家，洪水
我们在老马家一共住了两年多。继父很辛苦，因为家远不常回来，而我上学也不方便。不过大多是因为我那次犯病时的死里逃生，母亲坚定了换房的想法。继父同意后，全家人又频繁地搬家。最开始搬的地方并不理想，离学校还是远，因而没住多久我们又搬家了。后来搬到了学校的东边，孰料没过多久又不满意了，只好再搬。前前后后折腾了三四次，我们每次住的时间都不长。
其中有个地方我觉得比较理想。那里有五间房子，紧挨着学校。房子仍是草房，但高大一些。我们与另一家人一起住三间房，一家一间半。我只知道我们的邻居是教师，至于住在另外两间房的邻居，因为院子是隔开的，彼此几乎没有来往，自然也不晓得是个什么人家了。
因为邻居是个教师，起初母亲还挺高兴。不承想那人的大儿子是个疯子，那家人整天打他。母亲和我胆子特别小，那个疯子没事总和母亲套近乎，我母亲一做饭他就围在跟前叽里呱啦地说个不停，可谁也听不懂他说了些什么，反而还常把母亲吓一大跳。后来那疯子的母亲见他那样，一把拽过去就打两个耳光，可越打他越变本加厉。到后来，几乎没有一天不挨打。
时间一长，我们娘俩害怕得受不了了，母亲神色忧郁地说：“这可要命了，咱们离开吧。”无奈，我们只好再次搬家，后来搬家的房子差了很多。屋子虽然也挺大，但比原来那个房子矮一截，又黑又暗。不过这里距离继父上班的地方近了，只有一条马路之隔。我上学也不远，还按照原来的路线走。失火那年我因一场大病耽误了一段时间，不过后来还是插了班，那时已经快五年级了。
生活中意外不断，搬到新家以后赶上六月六发大水。房子前后都是河，大水就漫了过来。外面大雨瓢泼，“哗哗”的雨声遮盖了周围的一切声音。过去我们管大的方形火柴叫“洋火”，母亲说：“快拿洋火儿把灯点着。”我把火柴递给她，结果半天也划不着，我只好下床去，只听“噗通”一声，整个人跌进了水里。我“哇”地哭起来，母亲连忙问：“怎么了？”我边哭边说：“地上都是水。”
终于母亲点着了灯，撩开帘子一看，院子里的东西全被大水冲走了，家中地面完全被水淹没了，鞋都飘起来了，连土炕里都灌进了水，难怪炕上那么凉。天亮了我们才看出来房子被水泡得都有些歪斜了，土房子在水里泡久了可是会坍塌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需要用木头顶实，固定间架结构。家里没有吃的，也找不到火，放眼望去一片汪洋，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几天后水退了，但家彻底被毁了，满地都是烂泥巴。遭灾的时候家家挨饿，要饭的队伍排成了长龙。那时发的是救济粮，一吃发现原来是辣的，按说发霉后应该是有毒的，可饿急了也没办法，我们只好找人把救济粮磨成面，摊成“锅出溜”。锅出溜和贴饼子差不多，锅底放一点水，里面放些菜，舀一勺子面糊贴在锅边上，一会儿就熟了，拿出来就那么干啃。后来，我学会了摊锅出溜。
原先家中自己围了一个小院子，大水一来全被冲毁了。好在水灾过了一个多月就有人帮忙把院子重新围了起来。
那是宾县发生的最大一次水灾，我永远忘不了。
母亲去世
继父不经常回家，家里的情况也不管不问，可能他回来只是为了给母亲钱。吃的统归母亲管，家中粮食以高粱米、大米查子为主。时至今日，买玉米粒的场景仍浮现在我眼前。通常买一大袋子后还得找人给磨成大米查子，我们整天吃高粱米饭和大米查子。虽然说吃得不好，但所幸没有断顿。闹水灾的那段日子，恐怕是我们最惨、最难挨的时候。
家中失火、闹水灾，两次继父都不在场。家里出了那样大的事情，他好像无所谓似的。
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将军被刺，学校组织我们去哈尔滨声讨，想不到，我的母亲也在那一天永远地离开了我。
学校离哈尔滨很远，我们一大早就得在学校集合，有免费的车送大家到那里。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没和母亲说这件事。临走前我问她：“还有什么吃的吗？我想拿点儿。”
“你干嘛？”母亲头疼，坐在那儿，连声音都没了精神。
我回答道：“学校有事儿，可能让我们出去。”
她翻了半天，好像找到了一块饼，递给我以后只是坐着不说话，也没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真后悔当时没问一句“你怎么了？”否则，母亲的病或许能及早医治。
大学生们在兆麟公园里演讲，我们年纪小，也听不太懂，就一头雾水地一味跟着大部队行进，只见四周人山人海，他们还发传单。小孩子好奇心强，我们几个人商量着去看看李兆麟将军被刺的屋子——那座离街很近的二层小楼，不过都被封上了，门外站了好多警卫。围着小楼转了半天，我们几个也参不透个中真相。因为大家都走散了，我们就在来时下车的地方等着。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回宾县的车一来，我们挤上去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