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到六年级的大孩子们经受过魔鬼训练，早都适应了，可一二年级那么小的孩子压根挺不住。年纪小的同学站不住都尿了裤子，还有些甚至晕倒了。那些老师不但不扶这些孩子，还上前踢上几脚，严格得不得了。我从小身体不好，那么长的早训下来脸色都变了。
不过学校的课程设置还是丰富多彩的。一、二年级只有三门课：语文、算术和体育。语文课上我们学习汉字，“人”、“手”、“你好”、“桌椅板凳”……这些字都是那时学会的；算术课上只学习加减法，三四年级才增加难度，学习乘除法；再就是体育课。我印象最深的课程莫过于语文课了，因为学习方法很有趣——看图认字。比如说学习“房子”这一词语的写法时，老师给大家展示的图上就画个房子，旁边写有“房子”两个硕大的汉字。这样一来，印象格外深刻，也就不容易忘记了。
上完课后要把学过的课文全部背诵下来，第二天早上老师要抽查，不会就狠狠地抽手板，要么在教室外面罚站一堂课。我每天回家都会温习功课，把课文背得熟熟的，但提问的时候紧张极了，心脏“咚咚”地跳着，仿佛悬到了嗓子眼儿。
一年级完全是这种教育方式，所以我们的精神状态一直高度紧张。二年级一开始课程更紧了，因为新开设了一门日语课。平时老师来上课的时候不许说中文，全日语教学。在我看来，日语课似乎比其他课程都重要，因为倘若第二天早上不会背课文，挨板子、罚站都是轻的，有些同学甚至被罚跪，看得我心惊胆战。
到三、四年级，课程增加了毛笔描红课、手工折纸课、自然课……学习起来很有乐趣，但貌似唯有那些可怕的规矩是不变的。
继父送我到马家沟治病
一、二年级交替的暑假，我得了一场大病。
那时学校总给我们打预防针，俗称“种花”。我至今仍记得大夫往我们的胳膊上划口子，还挺瘆人的。一般来说，如果第一年种花效果不明显，那么第二年还得种。不必多说，我自然成了“常客”。
除了正常的课程以外，学校还给学生们添加一些额外的负担——“勤劳奉仕”。所谓“勤劳奉仕”，就是让我们这些孩子们白给日本人干活，每星期要从家里拿条绳子来，到野外给日本人背豆子，一星期一次。不背豆子也行，可以选择去把倒塌房子的砖给擖（kā）哧了。本来体质偏弱的我，加上劳累，营养又跟不上，很快便患上了腮腺炎，彻底病倒了。
腮腺炎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很严重的病，而且有传染性。我高烧不退，几近昏迷，把母亲急坏了。老百姓用来治腮腺炎的土方子有很多，但都不见效，继父是个文化人，懂点科学知识，恰巧又有亲戚在哈尔滨马家沟，他同母亲商量后便赶紧送我前往马家沟，准备请医生给我医治。
哈尔滨是有名的“东方小莫斯科”，从宾县到那里只有百余里地。日本统治时期的马家沟相当于哈尔滨的市中心，现在我一打听发现竟然还有这个名字。那时候只有一趟汽车能从宾州到马家沟，路上得行驶好几个小时，要是坐马车则更慢，需要耗一上午的工夫。
继父把我送到马家沟的亲戚家便回去了，留我一人在那里。我不认识那些亲戚，总感觉很拘谨。有时候他们和我说话，我有点儿听不懂，困得直打瞌睡。晚上臭虫咬得我又疼又痒，我愈发想家了。那些亲戚让我按时吃药，一瓶子一瓶子的药水都进了我的肚。为了更快地消肿，医生还给我开了一种贴药作为辅助。亲戚帮我贴上，再用带子绑好。那种贴药很神奇，初时我还病得很严重，用药后很快消肿了。
这一去竟过了将近十天，回来时的印象让我永生难忘。当时东北时兴一种草帽，专给女孩子戴的，各种各样，编织得特别可爱。我最喜欢白色的款式，看上去像白蝴蝶一样轻巧灵动。有钱人家的女孩子还能穿上方口、系带子的皮鞋，像小公主似的。鞋底叫法蓝底，好看又结实，我羡慕极了。可是家里条件不好，我也只能过过眼瘾，幻想一下罢了。可谁想到，继父受母亲委托去接我的时候，竟然给我买了那梦寐以求的小皮鞋和白色草帽。接到礼物的我喜出望外，摸着两件宝贝一直傻笑，爱不释手。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继父对我的好。其实继父从没有骂过我，更不会动手打我，但他十分严肃，所以我一直都很怕他。每次他一回家，我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赶紧坐在一个犄角旮旯折纸玩儿，也不说话。倒是生病的那次，我才真正感受到他把我当成了亲生孩子对待，感觉无论是表情还是眼神都柔和了很多，竟不像平时那般严厉了。
回到家后母亲也很高兴，我也还没从收到礼物的惊喜中缓过来，一个劲儿地盯着两个宝贝，不时地戴上帽子，打量脚上的皮鞋。多年以后，恍惚间回想起那一天的情景，我的心里还是暖洋洋的。或许曾经，我也是被爱着的。温柔的母亲伴我左右，而继父也曾用他深沉的爱温暖着我。
意外失火
中国有个词叫“乐极生悲”，我在童年时代当真领教过了。
说起意外失火，首先要谈到我们的住处。其实当时的房子是少给钱，甚至不给钱便让我们住进去的。母亲认了一个姓巩的干妈，那个老太太特别能干，我记得她身上总挂着一大串钥匙，肩上披件衣服。以我们家门外的大河（据说是嫩江的支流）同架在河上的大桥的交点为中心，河东、河西、河南、河北都有她家的房子。大河旁边有一座老爷庙，继父任职的商工工会就在老爷庙旁边；而我就读的学校在河东，过了大桥便是。这样看来，选择住在这里是母亲早有打算的。
我喊姓巩的老太太叫姥姥，她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大女儿是我的同学，剩下的两个孩子还很小。我们两家住在同一个院子里。
治好病回家的那晚，继父把我送回家就离开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母亲为我烧了一锅热水，让我洗澡。之后，忙活了一天的母亲和我很快就睡着了，在那天夜里却发生了火灾。按说着火的时候邻居应该招呼我们一声，可他们却直到把东西都搬完还没想起我们。那可是两条人命啊！我现在想起来还特别气愤。
着火时，母亲睡得正沉，猛然听到“咣”地一声响，便惊醒了，这才看见屋外通红一片，房子都快塌了。当年老百姓的房子都是草房，纸糊的棚顶、木制的窗户，都助长了火势的蔓延。她赶紧下地开门，火“呼”地一下涌了进来。看着凶猛的火苗和还在炕上睡着的我，母亲慌了。
正在这时，消防队来了。他们砸开窗户，先用火钩子把母亲从窗台上钩了出去。被救出去的母亲连声大喊：“屋里还有个孩子！”消防队员又急忙进屋，横抱起睡得迷糊的我，一用力，把我从窗户扔了出去，外面等着的人一把接住。此时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身上只穿了一件大背心，吓得哇哇哭。大火烧得夜空红彤彤的，烤得脸火辣辣地疼，面前的房子“噼里啪啦”地倒塌，人们跑来跑去，乱成一片。
当时消防队也慌张，只忙着救火，顾不得我们母女俩。母亲一看火势很大，根本进不去屋，就去拿我们洗澡后泡在窗台底下的衣服，我则被送到河边上的大殿里。大殿里住着很多流浪的人，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又冷又害怕。从没见过这种场面的我站在那里一直哆嗦着哭泣，嘴里还不停地喊“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