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简单给我讲了些道理，告诉我衣服上有虱子，必须用水煮。我怀疑极了，那么脏、那么多虱子怎么穿啊？他让我帮他添火，自己拿着一根大棍子挑，翻来覆去不停地翻个儿。过了会儿他对我说：“我有点儿事先出去一下，你帮我挑。”
我个子小，压根够不到锅，也担心被烫着，既然不能像他那样给衣服翻个儿，那就捶吧，就这样煮了一整天。周正回来以后又用冷水反复冲洗，我负责把衣服晾到树上。半干的时候还要往上面喷撒酒精，一瓶瓶的酒精很快见了底，然而衣服快干了，还有虱子在乱蹦。这可是新鲜事，我吓坏了，身上、头上哪儿哪儿都是虱子，本来我就没衣服换洗，这下麻烦大了。
“这怎么办啊？虱子没有煮死。”我甚至还能看到衣服上残留着不少虱子卵。
他找来棍子，让我把虱子卵之类的东西都刮掉，弄好后我抱着一大摞衣服回去。衣服虽然消过毒，但还是很脏很破，不能直接上身，几个女同志要给这些脏衣服里面绷一层白色的衬里，众人都在屋子里忙碌着。而我则负责将绷得不好的地方或是衣服本身的窟窿用肉色的颜料涂抹上，这样也更接近真实了。这些衣服破破烂烂的，我真是怀疑，这个也叫服装啊？她们见我不解，便解释艺术就是要真实，这就是革命工作。
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东北文工二团的老干部进驻东北前刚听了毛主席在延安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到东北排练《反“翻把”斗争》时他们决定坚决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深入群众，要表现出苦难的东北人民的生活，一定要真，一定要像。过去农民在日本侵略者和地主的剥削下饥寒交迫，与乞丐无异。要反映东北人民苦难现实，只有用这些真实的衣服才能反映出当时的真正面貌。这些衣服一部分是从枪毙的犯人身上扒下来的，一部分是从马路边的垃圾堆里拾来的，还有些是用军衣和好衣服与乞丐交换来的。
《反“翻把”斗争》是作家李之华的作品，由导演艺术家吴雪执导，演出轰动全东北，并得到了东北局的嘉奖。在庆祝会上，周正把我叫到李之华面前对他说：“这个戏咱们得了奖，服装给全戏增强了浓重的东北地域特色，这个小鬼是有功的，是她帮着我煮的衣服。”演出时观众纷纷称好，服装太逼真了，演员的表演很精彩，把东北苦农民的真实模样活生生地搬到了舞台上。
李之华打量了我一番，笑眯眯地称赞道：“那你做了一件好事儿，给你记一功，我们的成绩有你一份儿。”
我听了很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革命工作。
东北局给全团记一等功一次，我们每个人都获得了带蓝条的肥皂作为奖品，大方块形状的，特别好。过去老百姓在河里洗衣服就是用水洗，哪有肥皂啊！我珍惜得不得了，用了好几年。
那次还单独发了我一套军装，蓝色带斜纹的，马裤散腿、贴兜儿，我第一次见这身装扮。其他同志告诉我这种布是党组织用黄豆与苏联交换的。我去得晚，人家早就发完了，可能是见我总是一身衣裳，东翻西找才给我找着这套新军装。
自母亲去世后，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换过新衣裳了。我为母亲戴孝，衣服领子是白的，正式参军时不允许有白领子，我才拿掉。胳膊上补了两块布，鞋也是打了补丁的。手捧着新衣裳的我喜出望外，说不出的兴奋与激动。我有新衣服了，还是军装。那身衣服我穿了很多年，尽管越洗越白，也一直不舍得扔。
同学入二团
东北文工二团和部队关系密切，快过端午节的时候，地方上慰劳部队几口大猪，部队分送给二团两头猪，用木头围在了县政府大院里。那两头猪相当大，我没见过那么大的。
过节了要杀猪，可能伙房的人还有吴雪团长的警卫员没经验，不曾想抓猪时猪惊了，其中一头跳过竹篱笆时肚子刮破了，肠子都露出来了，还在满院子跑。当时我正在院子里站着，猛然间只听一声大吼：“小鬼，快躲开，快躲开！”那头猪拖着肠子满院子跑，血淋淋的，我都吓傻了，赶紧转过脸不敢再看一眼，吓得直哆嗦。
晚上炖了猪肉，盛在一个大铁盆里，就着高粱米饭和苞米米查子，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得津津有味。平时没有菜，这盆香喷喷的猪肉可算是解馋了。多少年不知肉的滋味了？我只觉得自己一直在吞咽口水，每一口都慢慢地慢慢地嚼，虽然食量有限，吃的并不多。而且我也不敢多吃，还是有所顾虑吧。
《反“翻把”斗争》排完后，我们即将离开宾县。二团一共才二十来人，杀了那样大的两头猪，肯定吃不完。猪肉放不了太久，临走前我们得把猪肉和猪头卖出去一部分。团长的警卫员在街上卖猪肉，中午时分我快速扒拉点饭，然后去换他们。
走到宾县四中附近，学校里走出来一个我的小学同学。母亲去世后我就辍学参加二团了，那个同学则上了中学，比我大一岁。
一见到我，她说：“马淑田，你怎么在这儿呢？怎么还穿着这身衣服？”我们两年多没见了，也难怪她不知道我已经改名字了。
我跟她还是远房亲戚，“我去换人吃饭。我妈妈去世了，我参加二团了。”
她吃了一惊，“你妈妈什么时候去世的？”于是我把详细情况告诉了她。
她顿了顿，又问：“那你干嘛呢？”
“我参加二团了。”
“哦，二团。”她琢磨了一下，“都需要什么手续呀？”
“得要学校的介绍信。”因为自己是开了介绍信的，我以为都这样。最后我还嘱咐她去二团需要考试，说完我们就分手了。
待到快要出发离开宾县了，她带着弟弟来加入我们团。她的父亲是做棺材活的木匠，母亲生得漂亮，只可惜一脸麻子。我挺纳闷的，她和我不同，她有父母，为什么还参军呢？
我俩是小学同学，所以二团的戏基本上她也全看过。后来她和弟弟都顺利加入二团了。
她叫刘敏，弟弟名叫刘军。
帮老干部洗衣服
二团的演出大多配合战争形势，当时的政治时局敏感多变，我们一行人遂四处辗转。虽不知前路如何，但一切都是那样的新奇，我满怀憧憬地踏上了这段飘摇的人生旅行。
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乘坐火车，拥有了难忘的“永垂不朽”挽联被子，儿童队诞生了，度过了母亲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访贫问苦中目睹了真正的贫穷和剥削，集体染上了疥疮，在美丽的太阳岛上晒太阳，与伙伴们闹婚礼，扣人心弦的剿匪宣传演出，危情四伏的安全转移……日子仿佛被涂染上了多样的色彩，变得丰富起来。
难过就偷偷地哭，快乐就忘情地笑，震惊就木然地站在原地，害怕就毫无掩饰地紧张……辗转的青春率真、坦然，唱出了生命最真实的音色。
1947年7月，二团要在哈尔滨进行《反“翻把”斗争》的文艺汇演，我们一行人从宾县出发，辗转至哈尔滨。
到哈尔滨后没有房子，我们暂时住到兆麟公园对面六层高的北京饭店。我们几个小孩子没有住在一起，而是分散在各个屋子，与大同志们混住，每间屋子两三个人。大同志们整天忙着排练，演出地点在苏联人建的马迭尔电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