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马宝仁家。”
“在前面那个院子，有菜园子那家西屋就是。”我谢过他，总算松了一口气。
这里并不是继父的家，继父又结婚了，住在女方的姨家。我一去，看到继父的后妻都怀孕了。她见我先是一愣，随口问我：“你是谁呀？”还没等我开口，她又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说道：“我知道，你是带来的丫头。”那时候我还不太懂“带来的丫头”的含义。
我也没叫她什么，只是说：“我回来拿东西，我的被子还有吗？”
她扒拉出一个灰色的毯子，是东北常见的带几道纹路的那种，脏兮兮的。
“就这一个呀？”
我一摸特别硬，还脏得不得了。就问：“我小时候用的一个毛褥子能给我吗？”
小时候我总生病，母亲担心我着凉，亲手缝制了那床鸡毛褥子。那床方形的毛褥子大一些，有些发白，上面补了好多补丁。我卷一卷拿走了，算是有了行李。
我没有换洗衣服，从内到外只有身上这一套。有谁会像母亲那样温柔地爱我呢？一时间我怅然若失。从西门外一直走到县政府，我没有再回二姥姥家，没有和他们打一声招呼，就直接去东北文工二团报到了。
来到东北文工二团
于我而言，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见到的也大多是些新面孔，我一个个地行礼，“阿姨”、“叔叔”地叫着。报名时抱我的阿姨看见我，乐呵呵地说了句：“哎呦，小同志来了。”我很高兴，跟在她后面等待安排。
东北文工二团的人员比较分散，在宾县的只有二十来个人。其他人有的在哈尔滨养病，有的则在佳木斯修房子。团里已经有三个小孩子了，我是第四个。她很有耐心地为我介绍这些孩子的名字，因为年岁相仿，我主动和她们聊天。原来有一个与我一般大，剩下的两个年岁更小一些，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我问其中一个：“你是怎么参加文工团的？”
“我哥哥在这儿。”
我就想，人家是哥哥领来的，我又问：“你叫什么？”
“周婷。”
我又转向另外一个女孩子，“你叫什么呀？”
她说：“我叫伶君。”
“你是怎么参加进来的？”
“我姑姑在这儿，她是延安老干部，叫熊赛声。”
她们都有亲人，有依靠，而我一无所有。初来乍到，我暗暗地想自己应该多干些活，争取比别人表现得好一些，才能安心留在这里。
那时候所有的女同志都睡在一个大通铺上，我被安排在靠边的位置，行李都摆上去了，我挨着她们三个睡。
周婷很瘦，膝盖有点浮肿。她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女孩子，长得白白净净，整天安静地抱着腿坐着。那时我不知道那是腿病，还问：“你的腿怎么这么亮啊，有的地方还肿了？”她告诉我她的腿很疼，不能活动。伶君则喜欢终日抱着本子，在上面不停地写着、画着。
周婷和伶君的行李特别多，铺的褥子也占了很大的地方，因为东北的褥子很厚，她俩只能把褥子折一段，给我腾出了一个缝。我把自己的鸡毛褥子对折，晚上在上面铺上那层脏兮兮的线毯，连个枕头也没有，小被子丁点大，我得蜷着身子才能缩进去。
白天大人们都很忙，来来往往的，我不认识，但哪个来了我都叫上一声“叔叔”、“阿姨”。
后来有人告诉我：“你不能管我们叫姨和叔，咱们是革命同志了。”
“什么叫革命同志啊？”我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志同道合呀，咱们要共同打败反动派，建立一个新中国，这就叫同志。”
无论如何，我有了家，有了家人，这对我幼小的心灵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周婷老不下地活动，伶君话不多，只是一味地写写画画，大同志们像陀螺一样忙着。虽然帮不上忙，但看着他们，我好像一下子开朗了，有了安全感。
我是中国人
在二团，三四个人被编为一组，大家一起学习政治。我和周婷、伶君一组，负责我们几个的大同志名叫田力。他说：“我参加二团较晚，有些小同志已经参加半年、甚至一年多了。”田力每天都来给我们读报，然后讲革命形势。
东北长期处在伪“满洲国”的统治下，奴化教育大行其道，旗子是日本旗，要不然就是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我们学唱日本歌，学说日语，印象里自己一直是“满洲人”，完全没有“我是一名中国人”的概念。那时，学习政治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明白自己受的是奴化教育，是被愚弄的人，首先要告诉我们在伪“满洲国”之上有一个大大的中国，我们都是中国人。
此外，提到最多的莫过于国民党，在日本侵华时期不能宣传国民党，解放后宾县也没有国民党的军队进入，因而我们完全没有听说过任何相关信息。那时候报纸上有大量关于国民党烧杀掠夺、抓丁充军的报道，听过后我们就觉得国民党实在是太坏了。当然，有关革命形势、延安故事说得也比较多。
二团的政治课启迪了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每次读报我们都听得兴致勃勃、津津有味，全然不觉时光悄然流逝。我们既尊敬又羡慕那些和田力一样的大同志，私下都说：“我们长大了得像他们一样。”
煮衣服
大同志每天早晨都去县政府旁边的屋子，那个屋子以前是审讯用的，厅比较大，解放后变成了排练厅。因为很安静，我不敢进去，而好奇心驱使我扒着门缝看，才发现大多数同志都在排练，剩下有病的和身体不好的在做准备工作。
那两个小伙伴不爱说话，也不爱活动，有时候我索性一人来排练厅，这看看，那瞧瞧。正巧那天在楼道里面碰上了周正，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就是周婷的哥哥，一位舞美设计家。后来我才知道他负责《反“翻把”斗争》这部戏的服装和场景制作。
他瞅见我闲逛，就问我说：“小鬼，你有事儿吗？”
“没事儿。”
“那你帮我的忙吧。”
“行，干嘛？”我答应得爽快，感觉这么多天来，终于有我的用武之地了。
“你跟我到后院帮我烧火去。”
“烧火干嘛呀？”我嘀咕着。
他没有理我，只是径自走在前面。上了个高台阶，转进了后院，这里原先是枪毙犯人的场所，后面就挨着监狱。我定睛一看，那里的草有一人多高，整个院墙没有窗户，只有门，墙上隐隐约约地有些血点子，特别瘆人。院中的一口大锅上方冒着腾腾热气，里面的水烧得“咕嘟咕嘟”作响，显然已经煮上了。四周的空气中弥散着一股刺鼻的味道，我开口问：“这是什么呀？一股腥臭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