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食堂，我们天天到饭馆儿包伙。食物很简单，一个菜、两个馒头，毕竟是军队和国家出钱，大家都精打细算。
大同志们忙得团团转，我们小孩子没事做可不行，我盘算了半天，找来刘敏、刘军和伶君一起商量。
演出任务重，我接触过的延安老干部每天都疲惫不堪，而小孩子又不能去后台。我们几个看在眼里，考虑到松花江离饭店很近，四个孩子商量后索性偷偷把几位老同志的脏衣服收起到江边洗干净，待到晾干后收回来再叠好了原样送回。有时晚上也会为他们倒热洗脚水，都是些琐事，我们不能闲着，前后偷偷地坚持了两个多星期。
老干部一看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又叠得整整齐齐，很快猜出来了是我们几个孩子的“杰作”。他们专程找到我们，特别嘱咐道：“你们不用这么做。”可我们几个自有主张，依旧坚持着。李兆承的、沈贤的……以前在宾县的老干部仅是少数的几个，此时到了哈尔滨，老干部的人数大大增加了。
上政治课时总听的一句话便是“为人民服务”，这对我们提高思想觉悟极为有益。大同志们为演出服务，我们为老干部服务。分工不在大小，归结到底都是为人民服务，那就是有意义的。
被子丢失
参加革命后见那些老同志每天都晾被子，我也养成了这个新习惯。到了哈尔滨后，早晨我会把被子晒在过道里。过道里有一根绳子，总有人把衣服晾在这里，我也把被子搭在上面。
那天二团组织我们几个小孩子在马迭尔电影院看苏联电影《宝石花》，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看电影，格外兴奋，没吃晚饭就跑去集合了。《宝石花》类似神话，回来的路上大家一直在讨论剧情。回到饭店我像往常一样去收被子，一看绳子上什么都没有。我顿时慌了，因为我只有这一床被子，我自言自语道：“这可怎么办啊？”我先去找饭店管理处询问，里面的人都说：“我们也没看见。”没有人愿意帮忙。
我和两位老干部住一间屋子，其中一位叫罗正，是团长的夫人，另一位叫刘莎。我找不到被子，回去没报告，但偷着哭也不行。别看她们是老干部，实际上行装特别简单，都很困难。加之她们年岁大了，我也不想再给她们添麻烦。晚上我把毯子折起来，又当褥子又当被子，整个人缩成一团，难受极了。那时候天色一暗我心里就打怵，晚上睡不好觉，白天还要硬撑着工作。
一共在哈尔滨待了两个来月，快到9月的时候随团离开，这期间我一直没有被子，睡在地板上，就那么一条小毯子，很容易着凉，而我只能那么坚持着。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多苦啊，更何况我还是个孩子。
儿童队诞生
演完《反“翻把”斗争》，新工作接踵而至，针对哈尔滨中小学生的招生正式拉开了帷幕。这一次，我接到了新任务——发报名表。站在门口，有人来报名，我则给他们一张单子填写履历，然后告诉他们第一考室的房间。这是主要工作，我偶尔也兼职发宣传单。
这次来报名的学生比较多，后来一共招收了二十来人。孩子中除了刘敏与我同年，其他的孩子都比较小，十一二岁的居多，最小的孩子只有九岁。孩子一多，管理上不可能再像以前那般松散，成立儿童组织迫在眉睫。儿童队遂在这一时期成立，罗伯忠任队长，统领儿童队。
因我参加革命较早，在大同志的教导以及周围气氛的熏陶下，懂得一定的革命道理，又遵守纪律，于是我被任命为儿童队的生活委员。官职不大，但肩上的担子不容小觑。我脖子上挂个口哨，床头放个闹钟，时间一到我就吹哨，叫大家起床出操、开会学习、排练节目……一切活动都按队里规定的时间表进行。作为生活委员，我什么都干：谁的衣服扣子掉了给钉上，衣服破了给缝上，还要给尿床的小同志晾被子，给病号打饭递水，组织大家洗澡、晒被子、搞个人卫生……对这些生活上的琐事，我都做得认真，一点不松懈，多次受到罗队长的表扬。小战友们对我很好，把我当成他们的小姐姐看待。
这时候还是很闲，除了读报就是看苏联电影。《小英雄》、《两个兄弟》……每看一场电影回来我们都要讨论感受，总结值得学习的精神。
撤退至佳木斯
在国民党大举进攻下，哈尔滨可能保不住了。随着形势的变化，东北文工二团人员乘坐火车撤退至佳木斯。佳木斯属于当时的合江省管辖，距“南满”前线比较远，是我军控制下的大后方。但该地区土改斗争尚未全面展开，群众仍没发动起来，几个边远县村还盘踞着几股土匪，经常窜出骚扰民众；日本关东军制造的鼠疫页正在几个村里蔓延。这说明我们的政权在这里不稳固，社会秩序不稳定。据此，东北局决定在这一地区大力开展土改缴匪和防疫工作，借以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
佳木斯挨着苏联边境，火车行驶缓慢，沿途的风景一点一点地退出视野，宛若一场无声电影。我第一次坐火车，别人在车上睡觉，我不睡，总趴着窗户向外东张西望，一切都太稀奇了。
这时候我们都是坐着的，晚上把行李铺平，几个人横着睡。我比较瘦小，大同志们把我托举到行李架上面，在那睡觉。胆子小的我，担心半夜不小心摔下来，就一动不动地趴在行李架上，火车咣当咣当地行进，抵挡不住浓浓的睡意，终于进入了梦乡。不知什么时候，隐隐约约听见下面的人说：“怎么下雨了？”
“有这事儿？”大家抬头一看是我流哈喇子，赶紧把我拍醒，让我翻翻身。每次听他们谈起，想起哈喇子还顺着嘴角淌下来，直直地落在下面睡觉的人的脸上，我都会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但还是会忍不住笑出声。
白天不睡觉的时候我从行李架子上面下来，坐在窗户边静静地看风景。路上罗正问我：“你知道咱们去干嘛吗？”
“不知道啊。”
“咱们这是撤退，国民党要打进哈尔滨了，咱们要守不住了。”这时我才知道这次转移的实质。
一路上他给我讲了很多新鲜的事情，我得以知晓佳木斯是一座靠近苏联边境的城市，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祖国。电影中身着统一服装的少先队员就生活在这个国度，非常幸福。罗正还若有所思地说：“咱们把国民党打败了，全国解放后也能这样。”
两三天以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打前战的同志们已经修好了房子，在离火车站很近的一个叫白楼的地方，门口还有三层的岗楼。二团在哈尔滨不光招收了孩子，也招收了一些大人，队伍壮大了，于是1946年前后加入二团的被编为一队，1947年加入的则被编为二队，都是大一点的中学生。我们儿童队易名为“三队”，住在三楼。三楼有一个大礼堂，礼堂是供大家开会和娱乐的地方。
二团立即投入到当地中心任务的艺术宣传工作之中。全团包括儿童队在内总动员，通宵达旦地编剧写词，夜以继日地排戏练舞，全团苦干十来天，创作排演了《翻身大秧歌》、《活报剧》、《送公粮》、《抓中央胡子》等十多个节目。其中有儿童队参加演出的《霸王鞭》、《土地还家》、《光荣灯》、《送参军》、《迷信害死人》等节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帮忙拆洗做服装用的日本和服，粘糊彩色旗子和标语，搬运从副食基地拉来的大白菜，帮罗大爷腌大马哈鱼，给大同志送开水……罗大爷夸奖我们说：“这些儿童队员会干活，不怕苦，都是好孩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