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县里的路上还碰到了游行队伍，敲锣打鼓挺热闹，原来是土匪头子谢文东被抓住了。那时候东北的土匪特别多，因此土改的同时解放军还要兼顾剿匪。这一次抓住了土匪头子，老百姓们很是高兴。我看见谢文东戴着一顶高帽子，听说游行结束后便要枪决。
到了勃利县倭垦镇，我们住在一家油房的空屋子里，南北两间房，男孩子住北房，女孩子住南房。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严冬，住在这空荡荡的房子里，像住在冰窖里，那挨冻的滋味是难以忍受的。每晚睡觉时我们只好把头蒙在被子里，哈气把被头浸湿，第二天起床一看，厚厚的三层霜雪都冻成冰了。那时最难熬的是早晨，因为天太冷，同志们伸不出胳膊穿衣服。有一天早晨有些人起不了床，都冻病了，看到这样我满世界找来一块大铁板拖拽到屋中间，放上些搂来的柴草笼起火来，把房间烘暖和些再叫大家起床。有了这点暖意，小同志们起床就容易多了。
这时候罗队长告诉我们解放军主管土改工作，我们来此是为了受教育和学习，随后几个人被分为一组，每天跟着土改工作队的人访贫问苦。村子有多少人、穷到什么程度、给地主当长工的有多少人、有地的有多少人……我们都要调查清楚。
一开始都是解放军带着我们到老百姓家，事先都约好了，一组的三个孩子活像小大人，见到大爷、婶子都非常有礼貌。因为解放军在这里已经发展了很深厚的群众基础，老百姓们都不害怕了，但却也不敢道出实情，毕竟担心地主报复，我们只能耐心细致地、一点点地说服老乡。
一天早晨西北风凛冽，刮得人脸像刀割似的疼。我们在老乡家门口喊着：“老乡，老乡，我们是来您们这儿访贫问苦的，我们是解放军。”可叫了半天门也没有动静。上前仔细一看才发现门没锁，我们壮着胆子慢慢推开门。“有人吗？”依然没有回应。走进去才发现外屋堆放了好多草，空气中散发着一股破破烂烂的霉味儿，里屋也没人，我们又问了一句：“屋里有人吗？”这时身边的草堆中传来轻微的窸窣声，三个小脑袋从里面挤了出来，吓了我们一大跳。定睛一看都是小孩子，光着身子躲在草堆里。我们面面相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我们也没有什么衣服，商量了一下，赶快跑去找当地妇女会。
“还有一家孩子都钻到草里面了，没有衣服，怎么办？”
那人听后也觉得吃惊：“哎呀，那是漏掉了，以为这家没人呢。”从外表上看三个孩子家的房子都快倒了，看成了空房子也很自然。
问三个孩子他们的父母在哪里，他们说：“妈妈爸爸只有一身衣服，他们去找吃的了。”
最终村委会解决了这家的吃饭、穿衣问题，还成为了典型在报纸上报道过。穷到了这种程度多少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经过此次访贫问苦，我目睹了生活的残酷，感触良多。
斗地主
罗队长给我们读《土地法大纲》，讲地主剥削人民的事情。为什么咱们国家这么穷？就是因为有“地富反坏”这些人，要打倒他们，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参与了访贫问苦，深入现实后再接受党在思想上的教育，更是深有体会。
每天都去访贫问苦，对剥削老百姓和长工的地主，按情节轻重进行分类，随后斗地主便开展起来。解放军们把农民动员起来召开群众大会，给老乡讲政策，让农民自己说话，地主是怎么剥削你们的？让老百姓自己说，让地主心服口服。我们参加过一次比较大型的“斗地主”，是解放军负责组织的，我们在旁边站着看。有些老百姓过去被压迫得实在太悲惨，诉说地主罪行时愈说愈气愤，竟然动手打地主。我们尽量劝农民不要打，不要动手，打死人是违反政策的，但是制止不住，老百姓一气愤起来管不了这些了。没有打人的东西，农民们见我们系着皮带，冲过来就拽。战友丛爱莲的皮带就被老乡抽折了。
对待个别罪大恶极的地主，要召开全村大会，将他们的罪行公开，受苦的老百姓当面看着。按政策来说，情节尤为严重的地主有可能面临枪决，他们的地要分配给老百姓。分浮财的过程我们亦参与其中，先调查老百姓的家庭状况，解放军把地主的东西都集中到村委会后，根据等级情况研究每户分配的物品。我们负责送，我还给一户贫困的老乡送过被子。
白天参加斗争地主大会，晚上开小组会，每人谈感受，总结一天的工作。与此同时罗伯忠队长还要给大家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每晚一页。教育我们向保尔学习，克服艰苦生活带来的各种困难。我特别喜欢这本小说，当时就立志学习保尔·柯察金的精神：吃苦在先，积极工作，不宣扬，不虚荣，为革命献身。应该说这本书对我的人生观影响很大。
分完浮财分土地，把农民全部动员起来，这时候着手动员参军了。母送儿，妻送夫，人们纷纷来参军。儿童队又组织起来，参与站岗放哨。除此以外，儿童队还在学校搞联欢、教唱歌，调查各个学校发展队员，动员参军。在倭垦地区一共发展了两个儿童队员，都是农民的孩子，最后还都成材了。男孩子叫王肇春，声音好听，嗓音也高。女孩子叫王桂芝，是我们领导发现的，唱歌比较好听。
完成此项任务后，我们倭垦小分队与大队在勃利县会合，又集中在此搞“三查”，即查阶级、查成分、查觉悟。根据出身来定成分，审定革命的决心和斗志，挨个儿过筛子。我们都是些贫苦人家的孩子，调查起来比较简单，把家里父母的情况一说就行了。对大同志的调查则比较严格，地主子弟、“伪满”警察的子弟、出身不好的人一个个地被查出来，一斗就是好几天，交待不清也不行。我记得有些大人交待不清楚，急得直哭。
“三查”是为了清理队伍，调查了一个月，那个年代强调纯洁。算上之前的土改，两个多月过去了。老百姓们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对共产党和解放军有了全新的认识。
全体治疥疮
“三查”结束后，我们集体动身回到佳木斯。县里的住宿环境寒冷潮湿，一回来，疥疮转眼间蔓延开来。我们浑身起红疙瘩，疙瘩糜烂了，抓心挠肝地痒。脓疥严重的两个人后来还动了手术。
我身上也生了疥疮，但好在不严重。我负责安排住房，但由于疥疮集体传染，要事先将病人分为干疥和湿疥两类，区别仅在于是否有脓疱。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大家要分开住，干疥室、湿疥室，男疥室、女疥室，房子简直要分不过来了。床位也要勤换，一星期一次，被子天天晒。我每天都要查大家病到什么程度。疙瘩起到手上了，到胳膊了，还是到全身了？见谁病情恶化了，我要立刻采取应急措施。
佳木斯市医院的院长出了一个治疥疮的方子，用暖气水洗身子，然后满身抹硫磺。大家在地下室里面放上大盆，直接从暖气里放水，男同志洗完了女同志洗，然后拿个破单子裹住全身，每晚如此。那时的暖气放出来的水黄黄的。抹硫磺的时候全身像着火了一样，烧得慌，但没有口服的药，也没有药用软膏，只有咬牙坚持着。
二十多天过去了，病情总算得到抑制，治疗渐渐有了起色。回想起这次患疥疮的经历，真是痛苦极了。
剿匪演出小记
治好了疥疮，我们去了趟西安，此西安非现陕西省会，而位于今吉林省辽源市。这里承载了我重要的成长记忆，我体验了一段非比寻常的剿匪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