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岛依偎在松花江畔，我们的房子紧挨着小菜园，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想必伙食会大有改善。果不其然，餐桌上的菜色丰富了许多，看起来十分诱人。有一位专门为我们捕鱼的民间渔人，我们称他为罗大爷，江里的鱼肉质鲜美，可口极了。
说起罗伯忠队长和我们生活指导员的关系，用时髦点的词来形容就是“情侣”。两个人没有结婚，一直在交往，这我们都知道。有一天团部领导来了，喊到：“孩子们，集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指导员和队长要结婚了。”
我们帮忙把他俩的行李搬到后面的楼里后，又转起了小脑筋，新娘子一定得漂漂亮亮的，所以我们找来过去住家贴在小楼的红纸对联，弄湿了，用掉下来的红色给指导员抹红脸蛋，拉着她给她梳头发，还采来院子里的野花戴在她头上。喜酒很丰盛，院子里摆上了一个大条桌，树阴下大伙儿一起为新人庆祝，以汤代酒，大同志说：“干杯，祝贺他们俩的新婚。”清脆的干杯声激起了喜悦的涟漪。我们大孩子抻头，摁着两个人的脑袋让他们行礼，一群孩子一起闹婚，还唱起老式的流行歌曲祝福新人。
思想动员
在太阳岛休养了一个月之久，我们中的部分人接到了新任务，回繁达基排练新的演出舞蹈——《进军舞》。新舞蹈中安排了步兵、骑兵、炮兵、旗手，演员分类更加细化，新舞蹈的内容自然也更加复杂化。
我身兼多职，既是旗手，又扮演骑兵和炮兵。舞蹈开始后三个大一点的孩子举旗，我便是其中之一。耍完了大旗立即回归各自的队伍，我顺势站在骑兵的末尾。骑兵们背着一支小马枪，以模仿骑马的舞蹈动作出场，腿放平表示在马背上，还要做出向敌人打枪的动作，到后台的时候我只觉得肌肉酸痛。步兵紧接着骑兵出场，有人扔手榴弹、有人炸碉堡。我是炮兵，三个人一门炮，炮台推到前面后我擦炮，然后打炮。以上全部用舞蹈动作来表现。为了使演出更加逼真，擦炮、打炮都是解放军教我们的。演出服是解放军的衣服，表演时还要打裹腿。
演出时，战士们看到头戴军帽，身穿军装，背刀挎枪的可爱小战士，看到我们随着雄壮的乐曲翩翩起舞，他们惊呆了、看傻了，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像看到在家乡的弟弟妹妹和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十分激动。他们不仅在精神上获得满足，在感情上也得到很大慰藉。演出后战士们紧紧拉住我们的手，轻轻抚摸我们的头，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演得太好了，谢谢你们！”过后罗队长说：“这样的演出效果是成人演出队达不到的，它属儿童演出队所特有。”
1948年夏天最热的时候，神圣的任务——慰问前线终于来临了。
去前线前，罗队长召集大家开了一夜会，他对我们说：“去前线不同于别的，因为战争打到什么程度都是难以估量的。”因此每个人都要宣誓，能不能跟部队干革命干到底，把自己的情况和思想说明白，要说真话。我的小战友大多数都是在哈尔滨参加革命的，不少人与我们一起土改、剿匪，但个别的却没有经过革命的历练。罗队长说得也很严重：“炮火连天的，虽然你们不拿枪，但也是战士，虽然不是和战士们一起冲锋，但也得到前线去，还可能有敌机轰炸。”
上前线事关重大，个人表态还不行，也要争求家长的意见。这时候我们这些大孩子分成了三个组，专门负责到哈尔滨参加革命的小战士家做家访，询问其家长的意见。团长的警卫员挎着匣子枪随行，我去的是铁路沿线一带参加革命的孩子家里。
第二天大家分头行动，我们组负责5个孩子——吴隆章、刘恩泰、吴瑞兰、洪希迈、丛爱莲，都是铁路职工的子弟。我是家访工作的主力，到一户后我说：“大妈，我来的目的是这样的，领导讲了，我们马上要出发到前线了，战争打到什么情况都很难预料，您们同不同意让您儿子（女儿）跟着我们革命队伍一起到前线？”
有的家长心有顾虑，问题接二连三地冒出来：“你们这么小就拿枪去冲锋？”
我连忙解释道：“我们不是拿枪冲锋，是用文艺武器给解放军做鼓舞工作，都是唱歌跳舞的。”
“那怎么能上前线呢？”
“前线打得炮火连天的，战士们打到哪儿我们就在后方做工作，给战士们打气、鼓劲。”
听到我们在后方工作，家长稍微松了一口气，但还是不无担心地叹道：“那也很危险啊，还有敌机轰炸。”
“是，组织上讲了，也许敌人一轰炸我们就可能牺牲了，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
家长们思前想后，许久才松了口：“他自己随便吧，愿意去就去吧。”倒也开明，孩子是家长的心头肉，我能理解家长的忧虑。
除了调查家长的意向，还要了解家中的人口数、生活状况等情况，回去时一并报告。吴隆章家中的房子有里外屋，虽然家里孩子很多，但这样的生活条件在哈尔滨的市民中已经十分难得了。
丛爱莲家的生活比较困难，她没有父亲，母亲有些邋遢，披头散发，脚上穿着拖鞋，靠卖小人书和出租小人书勉强糊口。走进她家，乱七八糟的景象着实让我一惊。我们与家长进行沟通，她的母亲显得很无所谓，“她爱去不去，爱到哪儿就到哪儿。”
家里孩子多，养不过来，对子女不太重视的情况不在少数。调查结果中与政策相抵触的情况我们都绝对保密，怕对我们的团员本身有影响。领导还要对去前线的孩子审一遍，把不适合的孩子留在哈尔滨。
很快，儿童慰问大军踏上了征程。就个人来说，我既高兴又好奇，心里也有一丝隐隐约约的担心，毕竟上前线乘坐军用列车，可见形势的严峻。
诉苦大会与庆功会
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这时候解放军大部队已经开始计划打锦州了，正在围困长春，进而解放沈阳周围的县城。部队正在计划一场大规模战役，即辽沈战役。整训期间部队里搞了一些政治运动，东北二团等文艺团体则趁着这段空闲时期奉命到前线慰问。
去时我们接受东北局和四野的双重领导，到了前线则由四野领导，四野的某个军负责我们的安全工作。演出频繁而劳累。由于部队驻地分散，每到一个新演出点，我们都要走很远的路。领导考虑到我们年龄小，便派来一辆支前马车帮忙运送行李，身体弱的同志还能轮流坐车歇脚，其他人徒步行军。在行军路上有时会碰上国民党的飞机俯冲扫射扔炸弹，有时也能听到土匪的枪声。可以说，整个下部队的过程中，几乎都是在疲劳而又危险的行军途中度过的。
围困长春等地的时候，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国民党军队一整个营的士兵一齐被俘虏的事情常有发生。因此部队里时常召开两种会——诉苦大会与庆功会。
不少被俘虏的士兵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参与国民党军队实属身不由己，当年抓兵的时候国民党十分凶残，尽管一家老小哭得死去活来，最终他们还是挨不过被迫参军的命运。召开诉苦大会的目的在于让他们尽情地诉苦，发泄对国民党的仇恨，并动员他们加入解放军的阵营。那些士兵也很可怜，透过他们的诉说，我们亦感受到了那股低沉的愤怒，更加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