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团当时划分为一、二、三队，我跟着一队去剿匪。驼腰子、金钩乡、林海雪原，还有靠山屯，一路上我们都经过了。大队提前去了，预先了解剿匪的情况，写成了许多小秧歌剧。一台晚会得两个小时，大同志们紧急排练，保证演出顺利。
剿匪的目标是谁，我现在记不住了。但剿匪是因为前方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可是像李华堂这样的土匪头子还占据着农村，农民不敢斗地主，不敢翻身。要动员群众的积极性，首先必须捣毁土匪窝。驼腰子这些地方是土匪最密集的地方，30%的农民都被土匪俘虏到山上去了。善良的农民进了匪窝被洗了脑，想要让他们回来，要靠我们做工作，发动家属和群众的力量劝解他们回心转意。在这一过程中，文艺宣传发挥的力量不容小觑。
至于为什么让小孩子身涉险境，则是因为我们准备好两个节目为了协助宣传造势，结果到了西安后形势极其严峻，我们没有演成。整个部队保卫我们一行人，到了村里被安排住在了老百姓家。我们这个小队住到靠山的一间没有人住的屋子里，外屋摆放了一口大棺材，我们以为里面躺着死人，吓得战战兢兢的。窗户上没有一张纸，炕上乱七八糟地散放着一堆草，脏乎乎的。
我们的演出任务取消了，但晚上大队演出我们要跟着，帮忙维持秩序，结束后便排队回住地睡觉。门口解放军三步一岗、两步一哨，我们不能自由行动，更不能单独出去，每晚的口令都在改变，比如解放军说“胜”，这边就得答“利”，答不出解放军拉起枪栓毫不犹豫地就会开枪，纪律十分严明。有天演出回来，我们团一个小女孩说有东西落在后台了，没有报告任何人偷偷跑了出去。站岗的人说：“口令。”她答不出，“哇”一下子哭了，所幸旁边的战士认识她，一边“别哭，别哭”地安慰她，一边对另一位解放军说：“别为难她，这是文工团的小鬼。”她才幸免于难，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小分队里的一个9岁小战友很幸运，她被大队选中，有了演出节目。整个歌剧只有三名演员，两位大同志饰演父亲和母亲，其中父亲是土匪，她饰演孩子。剧中母亲叹着气，对孩子说：“你爸爸当土匪把咱们家害了，现在解放军来了，这怎么办啊？”孩子想想，就说道：“爹爹回来咱们就不让他走了。”母亲拍着孩子睡着了，半夜孩子的父亲偷着回来，从后门的窗户跳进家中。孩子的母亲一听有响动马上起来了，小声劝说丈夫：“你回来吧，咱们家能分到地，解放军来了，咱们能过上好日子了，你不能当土匪呀，看在孩子的面上。”这些台词都得唱出来，是个小歌剧，很考验演员们的唱功和表演功力。
父母说话的声音吵醒了孩子，见父亲回来，她跪下了，这里有一段唱词，第一句就是“爹爹，你不要走啊”。那时候我们晚上在山谷里演出，当年也没有麦克风，但她一开口亮嗓子，脆亮的声音顿时响彻山谷，震动了我们全队。她的嗓音高且透亮，唱得非常有感情，表演也十分逼真，一时间台下鸦雀无声，老百姓们默默地听着，无声地任眼泪横流。看着那么点的一个孩子跪求父亲的场面，遇到过相同境遇的农民们怎能不动情？
这位小战友叫张慧君，平日里十分可爱，而此次在台上演得更是堪称出彩，给全队争了光。儿童队因此受到了表扬，得到了各方的肯定。后来听说演出效果意想不到之好，第二天有很多土匪自动偷偷下山，向共产党报告。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剿匪工作干得非常漂亮，不用一枪一炮，没有硝烟，依然打了场漂亮仗。
虽说成果显著，不过也因此惹怒了土匪，有消息说土匪要下山“反围剿”。为了保证这群孩子的安全，解放军趁夜里提前让我们进行秘密转移。大家大气都不敢出，安静又紧张地坐在卡车车厢里，女孩子们被围在中间。男孩子都发了小马枪，他们也不会打，真有事了其实也派不上用场。那时候土匪猖獗得很，连解放军的车都敢劫，我们这群孩子碰上了土匪，下场可想而知。车子行进了两个多小时，大伙儿心里才渐渐舒坦了一些，也不像先前那么紧张了。感觉走了好远的路，太阳才渐渐地露出了一丝金色的光芒。同志们面露喜色，互相说着：“看到太阳了，有光明了。”
安全撤回佳木斯后，有消息传来，果然节目演出后的第二天晚上，土匪发动了进攻。
过春节
快到春节的时候，我的小战友周婷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关节炎。她的腿一直不好，那时尤为严重，腿肿得高高的，甚至都打上了石膏。她不能上厕所，也不能去打饭，十分可怜。白天我主动给她打饭，晚上自由活动的时候背她到大厅，陪她下围棋。她家在佳木斯一带，后来我们转移的时候，就把她留在那里治病了。
这个年过得太棒了。住的地方有个大厅，里面挂上了纸花，颇具节日气氛。春节当晚大家还敲锣打鼓，好生热闹。二团是我的新家，这个春节是母亲去世后我迎来的第一个新年，但我的心里竟升腾起一阵莫名的悲伤与孤独，我想起了母亲，她温柔地笑着，安静地在灯下做着手工活，忧郁地想着心事，病坐在床上没了神采……点滴片段把我的记忆撑得满满的，我躲起来偷偷地哭了。
远远地看着大家，总觉得有种悲伤的情绪在彼此间蔓延。这里的好多人远离家乡、远离父母，不少战友也经历过丧失父母的心痛，万家团圆的时刻怎能没有牵挂。过年了大家应该高高兴兴的，我擦干了眼泪，又和大家下棋去了。
那几天伙食特别好，晚上有好几个菜，以前可没有这样的时候。好不容易吃上一顿好的，男孩子们狼吞虎咽，甚至连汤都要抢。母亲一直教育我要谦让，我牢记在心，在餐桌上不忘照顾小的。不过那两天吃得真是不错，还有肉，很香很香。
太阳岛上
春节后没多久我们又回到哈尔滨，此时又和大队分开了，而且从三队改回儿童队。我们继续练功，有人教《练兵舞》和《胜利腰鼓》。《练兵舞》由吴晓邦编排，指导老师是来自四野文工团的两名战士，舞蹈中分步兵、炮兵、骑兵，因此表演者中有人拿枪、有人拿炮，我们都觉得特别神气。《胜利腰鼓》是后来演出的时候取的名字，罗队长他们在延安就会。改为《胜利腰鼓》后要求队形整齐，动作亦要优美，一定要打出腰鼓的气势来。
文化课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加强，还添加了软笔书法课，已经不是停留在描红描绿的阶段了，而是拿着毛笔直接写。记得吴院长还手把手地叫我如何下笔，遗憾的是我一直没能练出一手好字。
练舞的目的我们不甚明了，整天忙着排练，日子倒也充实。我们年龄那样小也随着大人去“土改”，吃不好，一个个的都挺瘦，个子也不见长，还生了一身疥疮。领导们可能考虑到要加强体质，还让我们到哈尔滨太阳岛住了一段日子。
太阳岛是个美丽的地方，岛上一座座院落里面伫立着二层小洋楼，各种果树环绕，异常美丽。我们住的地方院落很大，院门旁边就是一座二层楼，不远处还有一个二层楼，后院还种了好多菜。置身其中，只觉宁静又温馨。室内铺上了地板，通红一片，十分考究。
在这里我们要继续加强文化课的整修，早晨练操的传统也保存了下来，此外还新开设了一门游泳课。我们都不会，也没有人正式教大家，好在松花江边的水特别浅，我们“狗刨”着“噼里啪啦”地玩水，银白色的水花在阳光下闪烁着晶莹的光芒，仿佛在大家的笑声中、打闹声中也活跃起来。玩了许久后，集体去晒太阳。大家都是没发育的小孩子，一起光着膀子躺在岸边，10分钟正面，10分钟背面，哨声响起就自动翻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