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残酷的，有时一仗归来，全连的解放军战士都牺牲了，有时一个班只有一两个活下来的人，且身受重伤。庆功会就是为这些为解放人民、解放家乡而誓死战斗的英雄举办的。
庆功会上给他们戴上大红花，会后还要把受伤的人送到战地医院疗养。幸存的战士告诉我们，有时和身旁的人正在冲锋，前一秒两个人还说着话，后一秒一回头，另一个人没了。可是来不及伤心，只是一味地流着眼泪，红着眼睛拼命向上冲。听他们一讲，我们仿佛看到了枪林弹雨的战争前线，感受到了面对生命陨落却无可奈何的心痛。
这样看来，虽然庆功会是为了幸存的英雄而开，但掺杂在生的喜悦中的，恐怕是对死无言的哀伤与脆弱。
我们为战士们做慰问演出，唱歌跳舞，庆祝平安归来。一有空闲，男孩子缠着战士看缴获的美式武器；女孩子拉着战斗英雄讲战斗故事。每个地方都有战地医院，里面的战士胳膊断了、腿断了，有的脑袋也受了伤，甚至还有半瘫的。所以也要到战地医院去慰问那些受伤的战士们。我们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亲兄弟，争着抢着为他们洗脸、洗脚、擦身子。即使只有寥寥可数的战士，我们也要唱歌鼓励他们战胜病魔，养好伤还上前线。受轻伤的战士伤还没好就写血书，表达了他们希望奔赴前线的强烈愿望。而对那些身受重伤的战士，但愿我们的歌声能抚平他们心头的伤痛。
当我们离开医院时，战士们自动排起队欢送我们，含着热泪和我们道别，那难舍难分的阶级情谊至今使我难以忘怀。
劝降慰问
大队早就出发抵达了前线。伙伴们追随大同志们分散在在人称“铁孩子”部队的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我们被分配到西安第三纵队。一见到大队的同志们就觉得特别亲热，他们也很高兴，抱着我们不撒手。我们住在一所学校里，他们把大通铺隔出来一半，留给这群孩子。
1948年春末，我军把长春围个水泄不通，长春成为孤城。不久国民党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队起义。二团奉命为集结在九台等市的起义部队演出。演出的剧目有话剧《白毛女》、《血泪仇》，还有一些小歌剧等。儿童队亦随团前往。
表演都安排在晚上，没有舞台，在激战过的阵地上搭一座简陋的戏台子。起义的国民党军队不缴枪，演出过程中国民党顽固分子很可能向台上放枪，因要警惕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所有人都像警卫员似的，一颗心一直悬在嗓子眼，在后台目不转睛地观察看戏的国民党军人的态度和反应，一旦发生意外，要勇敢地保卫台上的演出人员。
儿童队没有演出任务，我就在后台主动帮助包占元、殷实同志管理道具，把用过的道具及时收回放在原处，检查有无损坏，坏了的随时修理，帮助演喜儿的朱猗换衣服，给演杨白劳的吴雪披上卖豆腐布，给演黄世仁的邓止怡递牙签等。演出过程中，有时我在侧幕偷看看戏的国民党起义官兵的表情：有的瞪着眼睛傻看，有的偷偷拭眼泪，有的嘴里吃着东西，有的闭着眼睛睡觉，有的骂骂咧咧说这是“赤色宣传”，往台上扔石头。但是，演出是成功的，多数起义战士受到了阶级教育。
出发前我们每人领了一个带把儿的铁皮饭盒，没有盖。还发了一个带把儿的茶缸，这就是现在解放军用的那种白色的喝水缸。另外每个班还发一个脸盆，都是用铁皮做的。虽说是轻装出发，但被子褥子都得自己背，我已经14岁了，下面还有12岁、11岁、9岁的孩子，行李也得按照解放军那样用绳子打好，自己背着。行李中的铁制品较多，行军的时候“叮叮咣咣”地响。当时《白毛女》已经演了好几场，一个一个师地给国民党军队演出。我们这个小队在那儿也没有演出，只跟着大队走。
我们跟随部队转战在沈阳、吉林、锦州一带，历时数月，先后到过陶赖召、梅河口、九台、辽源等地，演出10场，为支援战争，解放全东北做了些有益的工作。
慰问苏联老大哥
这时候又接到任务，我们被派到九台慰问，到了当地才知道苏联人给咱们修桥，没有房子住，只能睡在火车上。
在那里我们看不到解放军，周围都是苏联人。原先的大桥被国民党炸毁了，河水很深，亟需架桥，而中国由于没有机械设备无法修建，他们就来到这里帮助修建陶赖昭大桥。这是保密事件，我们回到大队后也缄口不提此次任务的内容。直到后来党史文件提到了这座在解放东北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大桥，此事才得以公开。
组织上单独派了三个小队前去慰问，我们都是孩子，天真爱玩儿，一见到长长的火车皮，还有附近堆得像小山似的沙山，顿时来了精神。大家在沙山上爬上爬下，玩儿得不亦乐乎。结果临上火车休息前大伙儿都傻了眼，车厢里面铺的全部是高级红地毯，与此前乘坐的军列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担心弄脏了这样高级的列车，我们只好打着赤脚清理鞋里的沙子，衣服上的沙土也拍打得干干净净，方才小心翼翼地进了车厢。
修桥的战士都是轮换的，这一批完成任务了，另一批战士来接替。趁他们休憩的间隙，我们站在他们面前即兴唱歌，虽没有正规演出的气势，但也欢乐自在。
两天后我们回归了大队，那时大队依旧在九台演《白毛女》。
新被子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似乎被子问题总是纠缠我不放的一个难题。
部队里有一位名叫魏步青的人，他是唯一一名长征时期的老红军，后来在东北文工二团负责后勤工作，整个大队的吃喝拉撒都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他像是我们这群孩子的老父亲，我们对他亦十分敬爱，喜欢喊他“魏科长”。
快要离开九台的时候，那天大伙都在屋里，魏步青把我单独叫了出来。随后他很严肃地喊我的名字，我一听，立正、挺胸，大声答了句：“到。”
魏步青就说：“这床被子是给你的。”
被子那么厚，还是大人的被子，我很吃惊。虽然心想着怎么给我一床被子？我不是有小被子了吗？但喜悦的心情着实冲昏了头脑，至今我还记得那床被子是白底蓝色碎花的。
魏科长给我一床新被子，虽说只是行军途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插曲，但于我而言却终生难忘。延安的老干部已经进驻东北那么多年了，魏步青给他们换被子的时候，特意留了一床给我。
有了大被子后，我把从前那床“永垂不朽”的挽联被子拆成了两半，其中一半给了睡在我身边的王桂芝，剩下的那半我留下作褥子，尽管很窄，但我本身很瘦小。总之这下子我又有被子又有褥子了。
魏科长可能慢慢了解了我们这些孩子的身世，这件事情过后我与他更亲近了。我觉得他特别可爱，所以总主动跟他聊天，听他讲长征时候的故事。后来他和二团大队人马进了北京，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务部门工作，再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离开青艺调往外地了。走时没有与任何人道别，我为此难过极了，直到现在我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依旧很想念他。
进驻吉林市
我们换了很多次队长，进驻吉林市时原队长有特殊任务，没有告诉我们就走了。新的指导员名叫朱猗，上海人，是从延安来的老干部，扮演“白毛女”的演员。
行军路上很辛苦。我们坐在拉过沙子、水泥和白灰的闷罐车里，走一走停一停，我们闷在车里，没有食物没有水，也完全没有白天黑夜的概念，大家累了就睡一会儿。车每停在一个地方，我们就下来，到老乡家随便吃上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