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喝鱼对身体好，能祛火，我们吃的辣的，都上火。”领导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我特别害怕，站在那半天没敢动弹，深刻地检讨自己。
几个生病的女孩子额头发热，我把毛巾浸湿后，像过去母亲给我搓身子那样照顾她们。还好烧得不厉害，但我的歉意却愈加浓烈，我小声说：“我闯祸了，让你们喝鱼。”
时隔多年，我的小战友还记得喝泥鳅这件事，也算是个有遗憾却美好的回忆吧。
参加解放沈阳的宴会
到李红光支队时，慰问前线的工作基本接近了尾声。1948年七八月份，我们经长途跋涉后回到了哈尔滨，这时候沈阳快解放了。儿童队还住在太阳岛，只是又新来了七八个小伙伴，全部是哈尔滨人，其中10岁的最多，一个个小不点儿都特别可爱，队伍又壮大了。
这时领导抽调了几个孩子去学习钢琴和小提琴，我记得钢琴老师是个日本人，叫小松，三十多岁了，看上去比较沉默。我随大部分孩子学习芭蕾和武功。罗正依旧担任大家的音乐教师，民间艺人罗大爷教大家唱民歌。每天早上我们都要练习发声，白天进行视听练耳训练。
到了10月天气转凉，必须在结冰封冻前离开太阳岛，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大本营繁达基。那时沈阳已经解放了，整个东北都沸腾了。进驻沈阳的日子近在眼前，哈尔滨留下了一部分行政、后勤人员准备搬家。我们成立了搬家队，帮忙打包仓库里的道具、服装。
1948年10月中旬，二团召开了一次大宴会，庆祝沈阳顺利解放。那天加餐与以往完全不是一个档次，餐桌上出现了很多我们连见都没见过的菜品，甚至还有红酒。我们不懂，大伙打开瓶子就分着喝。我体质比较特殊，沾酒过敏，呷了一小口觉得不对劲，旋即没有再喝。不过红酒确实好喝，虽然只有一小口，但甜甜的味道萦绕在唇齿间，香气馥郁。
不少小伙伴喝醉了，有的人挠枕头，有的人掉眼泪，还有的一边唱歌一边往屋外跑，出尽了洋相。屋外下着大雪，我只好把喝醉的小家伙们一个个领回屋内。看着银白色的雪花缓缓地坠落，感受着周围一派祥和的气氛，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和平幸福早日降临！
进驻沈阳
宴会结束后启程前往沈阳，途中行进得并不快。只有我们小队乘坐军列，大家都不害怕，因为早已习惯了。
抵达沈阳又逢半夜，周围黑乎乎的，我们被领进了一套大房子，进去后拐弯抹角地上了二楼，隔着门帘的屋子里面响着音乐，我想掀开看看，被大同志阻止了。解放军告诉我们里面正在举办一场庆祝沈阳解放的舞会，文艺单位和东北局领导都在。
门口有一袋子苹果，每个人发一个后，大同志们对我们说：“你们进屋去，洗洗脸就睡觉吧，不许出去。”其实这座房子原来是国民党政权的办公场所励志社。沈阳解放后，国民党惊慌失措地逃跑了，留下了这幢空荡荡的大房子。屋子非常乱，尽管堆了好多我们从没见过的钢丝床，但大多布满了窟窿。当时行李还没到，压根儿没法睡觉，只好啃着苹果等着。
凑合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又重新打量了一遍屋子。屋里蒋介石的画像歪在墙上，桌子上的文件乱七八糟的，中间还夹杂着报纸。大同志给我们分配的任务是将屋子打扫干净，报纸打成捆，但不能看内容。虽然我们只有小学的文化程度，但还是可以看懂的。
大同志们不让大家看内容，我们都很自觉。可国民党报纸上的广告不停地映入眼帘，有个黑人牙膏的广告很特别，我们都用牙粉，牙膏是个新奇玩意儿。
“黑人牙膏，蒋介石什么都登，这牙膏是干什么的？”一不小心我把心里的疑惑说了出来。
“不让看你还看？”大同志显然有些不高兴了。
“这么一大版都是黑人。”其实这是广告，我们那时候不懂。
这时有人说：“我这儿也有，他那儿也有。”
领导来了很严肃地问我们：“你们看内容了？看见什么了？”
“看见黑人牙膏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说道。
“那没事儿。”
领导走后，我们也不说话了，只是一味地埋头忙着收拾。满屋散放着各式文件，本子、文件、报纸都要分类整理，我们那么多人竟整理了一上午，累得要命。
体检
这天下午组织大家检查身体，本以为大同志和解放军带我们去医院，可排了半天队也不见人来。我便主动找到大同志询问情况，大同志们说：“从这儿一直走，看见马路就拐弯，再往前走一点儿，那有人接你们，门口有解放军，那是医院。”
“那谁领着呀？”
“就你领着。”
我的心顿时紧张得“噗通噗通”乱跳。沈阳刚刚解放，初来乍到的我怎会了解外面的情形，更何况带着这么多孩子。可任务来了，又不能推脱，我只好硬着头皮整队：“立正，齐步走，别说话。”
拐了半天才找到了写有“战地医院”字样的牌子，即现在的沈阳医院。仅需要三项检查：视力、听力、验血型。医院里有俘虏过来，进而吸纳到解放军阵营的国民党的军官医生，我们没体检过，不敢上前去，也闹出了很多笑话。
我们牢记着自己的血型，结束后便按原路返回，我悬着的心也算落了地。虽然街上有不少来往的解放军，但大多都在执勤，不方便总上前打扰。
拆洗棉袄
又过了几天，我们换了个新住处，位于沈阳解放军某师部里的独立院落，是一栋两层白色小楼。楼内装修得很高级，但因国民党撤退匆忙，周围一片狼藉。电线当啷在地，灯也散落在地板上。
我们在这里休整的时间较长，本有消息称马上入关，但左等右盼也不见指令下来，我们就在这里自学。指导员也换了，最初的陈桂兰指导员又回来了。
土改时我们每人分到了一身新衣裳，经过了如此长的时间，棉袄早脏得油光锃亮了，更有甚者连棉袄里儿都脏成黑色的了。就这样一身衣裳，而且看来短期内也不会离开这里，我们几个大孩子和指导员商量把衣服拆洗一下。指导员答应得也爽快，把年纪最小的几个孩子的衣服脱下来，再用被子把几个小家伙裹得严严实实的。
结果这一刷不得了，脏兮兮的表面变得干净了，但却透出了黄印子，这下糟了。想了半天，我建议直接拆开衣服，再重新缝回去。果不其然，棉袄不是用棉花絮的里子，感觉像是内蒙古的黄色驼绒。洗干净后，重新缝回的时候我们还特意放长了底边。
老师们不在，指导员也不会随时跟着我们，所以我主管儿童队的生活。所有人严格按照军人的纪律安排作息，起床号、吃饭号、熄灯号，我们都熟记于心。打饭时一个班一个班地去，盛饭的桶是从哈尔滨拿来的牛奶桶，每班一桶饭、一桶菜。菜都是老百姓给的慰问食品，各式各样的干菜。
这一时期我们也自学了一些歌曲，沈阳解放了，慰劳解放军时派上了用场，不过大家更希望用歌声来传递喜悦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