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群来自东北的苦孩子，从松花江畔一路舞来，怀着喜悦与憧憬，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
不管是花花绿绿的车圈装饰，还是一身长袍马褂、戴着帽头儿（即“瓜皮帽”）装扮的老北京人，通通让我们领略了这座城市的古老韵味，让人不由得暗自称奇。
当然，我们也见证了新中国的崛起。
第一次近距离瞻仰毛主席，不知他是否察觉到我轻轻地触摸了他的肩膀；我成为了第一批新民主主义少年先锋队队员，戴上了绸面的红领巾；在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我有幸亲手献上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建国大典上，我们用统一而欢乐的舞姿毫不掩饰地诉说着内心的自豪与骄傲；还有长安街边的杨树，陶然亭公园里的紫藤，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舞蹈团、儿童艺术剧院的诞生……
我们与新中国一同成长。
因为军车总要错开，而且要调换车头，从沈阳进入北京走了一个多星期。一路上走走停停，我们一会儿到这个车厢转转，一会儿到那个车厢玩玩，大同志们都喊我们小鬼。
在车上我们每天吃两顿，馒头加咸鱼。馒头又干又硬，一口咬上去都掉渣。还在佳木斯时，罗大爷把打来的大马哈鱼进行腌制、晾晒，制成咸鱼干，一麻袋一麻袋的，专供行军用。
进驻北京的部队不只我们二团，整个东北的文艺界基本上都随列车走了，我们这趟列车上就有老艺术家张鲁、吕冀，还是吴雪院长为我们引荐的：“孩子们，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将来你们得向他们学习，他是艺术家，他是音乐家。”我们一听，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而他们也很喜欢孩子，我们渐渐地熟络起来。
入关的前一站是锦州，“关”指山海关。锦州是个大站，在这里要换车头，因而休息时间较长。离火车站不远处有个大车店，这时候罗队长还在我们小队，他就让我们到那里躺一躺，直直腰。
那时候火车不像现在这般有固定的发车时间，一鸣笛，听见人们喊着：“赶快跑，赶快跑，要开车。”队伍还没集合好呢，大家一窝蜂地朝车厢奔去。上车后一数，竟然少了一个叫吕良影的孩子，我急得直跺脚，领导也急坏了。罗队长比较沉着，他对列车工作人员说：“进了山海关以后是不是停的时间比较长？下面是不是还有一辆车，如果有一辆的话告诉我，在锦州丢下一个孩子，让他们给带上来。”领导们处理完这件事后告诉我们：“放心吧，下一站是山海关，咱们到山海关之后等着她。”后来真的在山海关等到她了，至于要不要批评她，一时间大家也不知如何是好了。
东北一些大学的学生当时有些错误观念，因为共产党占领了东北以后他们有些想不通，认为国民党才是正统，于是他们跑到北京来游行上访。我们进驻北京途中他们全被送回来了。在山海关时遇上了大学生们乘坐的开往东北的闷罐车，车门都开着，我们觉得奇怪，就问大同志：“这是干什么的呀？”
到了北京，我们下了火车。排好队等着车子来接。车站前面的广场上有好多解放军坐在行李上等待着。有人说这个部队是郭俊卿的部队，郭俊卿非常有名，被誉为“现代花木兰”。
我们说：“赶快去看看郭俊卿。”找了半天也不知道哪个是。
后来就问他们，他们确实是郭俊卿的部队。
我们问他们坐在这儿干什么？
他们说：“坐在这儿等列车。”我现在想，他们当时可能是去前线，我们是进北京，他们是从北京往外走。
这时候来了大卡车，高大的车轱辘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我们上不去，都是大同志抱上去的。解放军司机在旁边说：“小鬼，你蹬着这个台阶，上这上面来，你拽着栏杆，踩着轱辘，上面一拽你就上来了。”我那时候是跳舞的，又瘦又小，按他的方法我上去了，比他们上得还快。我一上去就在前面，趴在司机棚拐角的地方，位置挺好。
汽车路过北京东西长安街的时候，当时天安门就是三座门，还有好多草，很荒凉，实在无法与现在气派的天安门城楼与广场相提并论。
一路上行人寥寥无几，却有很多背着木架子的人，架子上摆着很多烟盒。我自言自语地说：“花花绿绿的，真是古老的北京，怎么那么多抽烟的？还有卖烟荷包的。”离得远，我也看不清，瞧着花花绿绿的，就以为卖的是烟荷包。
大伙儿哈哈地笑，他们说：“什么烟荷包啊！”
北京那时候叫北平，时兴自行车的座子和轱辘的花圈儿装饰，我说的烟荷包其实是这个东西。当时街上没什么人，卖东西的人都背着这种架子，一会儿过去一个。我这一说逗得大家直笑，现在想来自己那时可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土包子。
找房子
我们的车停在六国饭店（现在的北京饭店）附近，和平解放后国民党跑了，人全都撤走了，楼还空着，我们就住下了。住处旁边是全国学联和文联等单位，周围还有卖飞机票的地方。
宿舍特别挤，也没有排练厅，我们每天早上在楼顶的平台上扭秧歌、压腿。从房顶上向下望，东单空荡荡的大广场上几乎没有房子。尽管当时已经和平解放了，但好多老百姓还是怕得不行，商店全都关门了，一整天也见不着一个人影。有一天我们向下望去，发现了一个身穿长袍马褂、戴着帽头儿的中年人，还领着个小孩子。怎么还是这种打扮呢？戴帽头儿的装扮已经相当少见了。我不禁为这座城市的古老与韵味暗自称奇。
没有相关部门负责分配，各个单位都是自己挑选，即找房子。所谓的找房子，简单说来就是接受国民党的房子。东北文工二团奉团中央命令从东北调入北京，我们的住所、学联、青联所在的一片地方都归团中央管辖。团中央划定了区域，有限定地让我们选择，所以选择的随意性是相对的。
没有排练厅，找房子便成为了当务之急。罗队长带领着我们，沿着长安街一路寻找排练厅，电影院无疑成了最受瞩目的地方。路过现在的大华电影院时，我们还在那里看了一场美国电影——《泰山得子》。
从电影院出来后，罗队长摇摇头说道：“也没有多少座位，还没有院子，这么小的地方，一开门就是马路。”
既然这里没有发展余地，我们又开始寻找新的目标。不知不觉中一行人走到了一处老爷庙，院子很大，却空荡地有些令人毛骨悚然，仅有的三座房子愈发突显出空灵的气息。庙里供奉的佛也没有了，只剩下斑驳的底座，里面遍布的蜘蛛网仿佛在诉说着被遗弃的过去。庙前有一个空旷的广场，靠街处则有一个以前国民党的服务社。
尽管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这座大庙蛮瘆人的，但领导们可能看好了这个地方，尤其是罗队长，他高兴地说：“这个地方好。这里将来有发展前途，咱们就占这个大庙吧，旁边是国民党的服务社，咱们先把它接收过来。”他在佳木斯搞过建筑，且总打前站，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老爷庙和服务社自然被吸入囊中，庙对面的一个院子也被我们占了。这里是日本侵华时期的三菱公司，又名“345号”。老式的中国四合院古朴雅致，漂亮的月亮门端庄平静，却守护在日式风格颇为浓郁的二层洋楼外。虽说将两种建筑风格杂糅在一起的做法有些奇怪，但看久了反而觉得别有风味。走进房间，日式的拉门、日式的榻榻米，作为宿舍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