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北京后我们开始接触乐器的学习，打击乐、管弦乐划分得非常分明。这些家庭贫困或是单亲家庭的孩子，能被文工团接受已十分幸运，而党又花费了如此大的精力培养我们，个中恩情可见一斑。小提琴、黑管、圆号……这些西洋乐器自然必不可少，且都是相当贵重的。但也不乏中国的民族乐器，如二胡、三弦……每人发两种乐器，一吹一拉。因为我的手小，肺活量又不行，老师们前后思量，只给了我一把二胡。当时要组织一个民乐队，需要两个拉二胡的队员，我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其中之一。
其实我很羡慕那些捧着西洋乐器练习的孩子。有的女孩子吹圆号，金灿灿的大圆喇叭里传来的一直是一个音，但不知为何在我听来，嘹亮的号声中却露着淡淡的伤感。大院子里什么声音都有，大家都在抓紧练习，吹拉弹唱，各领风骚。
西洋乐有专门的音乐教师指导还好，中国民乐没有专门授课的教师，我只好自己瞎琢磨。二胡只有两根弦，“do、re、mi、fa、sol、la、si”的把位掌握、换把等看似容易，操作起来实则很难，仅靠努力还不够，悟性也得到位。我练习的曲目是《白毛女》，一开始拉出的声音都是“吱嘎吱嘎”的，像杀鸡一样，摸索了一段以后好多了。汇报演出时我和另一个拉二胡的小伙伴拉的就是《白毛女》中的经典音乐《北风那个吹》……毕竟那样努力地练习，想来演出应该是成功的。
1952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脱离团中央的领导，归并为文化部领导。
义务劳动
这一时期还有件大事——为东西长安街种树。团中央天天用大喇叭宣传，整个团中央下属领导和年轻人都搭着棚子，在马路两边种杨树。我们也参加了，种了一个多星期。现在长安街前又新种了一次树，不过粗壮的第一批树依旧在成长着，见证国家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每当徜徉在陶然亭公园宁静的石子路上时，我都在想这里过去的样子。想必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料想不到，现如今如此漂亮安逸的地方，过去竟是个大粪坑，周围的污水散发着阵阵恶臭，这一片的老百姓都特别穷。
为了响应当年整个北京的建设规划，团中央组织儿童队、各学校的中小学生前去劳动。偌大的空地四周是一个个的煤渣堆，像小山坡似的。黑压压的人头攒动，看不清前面的状况，只听见大喇叭里传来讲解员的声音：“将来这个地方是最美丽的公园。”
把废墟变成公园，首先要做好绿化工作，回想起我们这样大的孩子集体种树的场景，现在仍感到尤为壮观。我记得当年种下的是紫藤，一种漂亮得近乎梦幻的植物。现在去陶然亭散步，除却享受闲憩的时光，最大的乐事莫过于寻找当年种下的这些紫藤，追忆几近八秩的似水流年。
新民主主义少年先锋队
1949年的“六一儿童节”，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在中山公园的露天场地进行，现在那里是音乐厅。同一天，团中央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少年先锋队。大家身着统一的苏联少先队队服，看起来精神十足。我站在主席台上，作为第一批少先队队员，戴上了人生中的第一条红领巾。这条承载珍贵回忆的红领巾，我至今仍然保留着。
郭沫若在祝贺演出前发表了讲话，不时穿插着诗朗诵，半天说一句，声音也相应地拉长了。我虽听不懂其中的奥妙，但却清楚地知道郭沫若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能这样近距离地领略名人的风采，不免有些心潮澎湃。随后演出开始了，全部是舞蹈，蒙古舞、俄罗斯舞、剑舞……我好像被编排在民族舞团队。表演结束后我们带上一张写有“工作人员”的牌子，到后台、台下维持场地秩序。
台上有一个人吸引了我的目光，因为他的侧脸特别像毛主席，孩子们都在小声议论着。后来我们找了一位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问道：“坐在正中间的，个子高高的那个人怎么那么像毛主席呢？”那人一听就乐了，“你们不知道啊？他是毛岸英，就是毛主席的大儿子。”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可惜时间紧张，没有机会上前与他交流。
我还保留了一张珍贵的照片，是当时新华社一位非常有名的记者照的。演出结束后，当我看到有个光着头的苏联小男孩哭闹着要回家，他的妈妈感到有些为难时，我走过去把小男孩抱在怀里。他到我的怀里不哭了，乖乖地看着我，还冲着我咧嘴笑。正在这时，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社和苏联塔斯社的记者们，都围过来给我和孩子拍照，同时有些少先队代表和外国小朋友也过来和我们一块拍照。过些天，新华社记者把洗好的照片送给我，还告诉我照片上我抱着的那个男孩，就是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的儿子。
1949年，儿童队为大会演出后，马丽娟抱起苏联大使的儿子留影
后来青年艺术剧院搞展览的时候，哄孩子的这张照片上了榜，而且放大到半面墙那样大，与演员剧照并列展出。此外，它亦在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纪念会上展览过，十分珍贵。
这张照片是记录中苏两国人民和儿童友好情谊的历史见证。
这张照片，让我重新回味那金色童年的欢乐！
亲手献上第一面五星红旗
从松花江畔跳到了祖国的心脏，舞台不再是简陋的土台子，而是庄严的天安门广场；面对的观众不只是解放军，还有普通的北平老百姓；十几个人发展到了二十几个人，练兵舞演化为进军舞；演出时也不再是一身旧军装，化为更加整齐划一的演出服……
一路走来，变化的不只是地点，还有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体验。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那段于我而言意义非凡的回忆。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央率先召开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和闭幕式上，我们都要进行腰鼓表演，但两场演出的服装有别。我只记得开幕式上大家身着统一的蓝上衣、白裤子，衣服的大襟以及头巾颇有陕北的风味，尤其是头巾，系好后露出来的尖儿必须要竖起来。腰鼓是红色的，绑在身上的带子是红色的，连腰鼓鼓棒上也拴着红绸子，舞起来红红火火的一片，看起来特别喜庆。
1949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儿童艺术队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式排练节目（前排左一是马丽娟）
政协会议上讨论了新中国的国歌和国旗，这样的国家大事显然与我们这群小孩子关系甚远。大家鸦雀无声地坐在怀仁堂，等待着进场通知。安静地环视着周围的一切，才发现大厅里摆放着一对对沙发，中间隔着茶几，整个屋子都是这样的布局，朴素、整洁。
快到午饭时间时我们仍没有接到通知，周总理心细，特别嘱咐工作人员孩子们等久了，肯定也饿了，给弄些吃的。工作人员端来了两盘饼干，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组织纪律性强，强调友爱精神，没有人动手。我心想大家也饿了，就说：“谁想吃谁就吃。”这时候才有个别孩子拿了一点儿。
怀仁堂的墙上有几排国旗的设计图案，应该都是备选方案。我们起初都不知道这些竟然就是国旗，大伙七嘴八舌地说起自己看法，讨论喜欢的图案。后来有个领导同志走进来对我们说：“孩子们，接你们来是给政协会议献旗献花的。我们新中国的国旗，经过政协会议讨论，已经批准通过了！你们要把新制作的第一面国旗，献给毛主席、献给新当选的政协领导人。然后，还要给他们献花！”说完，他从队伍中挑了年龄稍大一点、个头稍高一点的我和另外三名队员。我们每人牵住铺展开的国旗一角，形成长方形后，开始练习入场的步伐。他嘱咐：“步子节奏要统一，国旗不能扭曲变形，一定要保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