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时，献旗仪式开始了。
当我们手擎新中国开国史上第一面国旗出现在会场的时候，全体起立，掌声雷动。四个孩子踏着掌声的节奏，从会场通道缓缓地向主席台行进。离主席台越近，离毛主席越近，当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笑容满面的毛主席时，四个小伙伴心情紧张得有些不会走路了，两眼直盯着毛主席傻看，一下子把保持国旗舒展的嘱咐抛到脑后，因而旗面略有一点变形。这时，那位给我们布置任务的同志小声提醒道：“注意力集中！保持国旗的形状。”我们赶忙调整好心态和步伐，顺利地把国旗送到主席台上，很快有两位个头较高的工作人员把国旗接过去挂在绿丝绒幕的正中间。这时全场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接着我们又赶回休息室，准备献花。当会议主持人宣布献花时，献花的队伍一边挥动着鲜花一边欢呼着，从会场两侧的通道中间，像一群欢乐的小燕子飞到了主席台上。在欢呼声、掌声、笑声汇成的交响曲中，把鲜花献给主席台上的每位领导同志。
完成任务后，我们带着轻松的心情回到了休息室。汗都顾不上擦，大家马上不约而同地相互询问：“你把花献给谁了？”“哎呀，没看清楚。”“糟糕，我也不知道献给谁了。”“咳，难得的一次献花机会，连把花献给谁都没看清楚，我们可真是够傻的！”随即大家“嘿嘿”地傻笑起来，然而这笑声却充满了难以忘怀的幸福感和光荣感！
参加开国大典
建国的前一天晚上给我们统一发军装，以前都是蓝军装、灰军装，这次发的是黄色军装。一块白底黑边儿的布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红色的字，自己要把它钉在衣服上，后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和血型。
1949年10月1日那天，我们站在天安门前，一大早就赶来了。写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旗子是第一次打出来，紫色丝绒面儿金穗儿，特别威风。我们属于基本队伍，即由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学校、文艺单位组成的方阵，几乎占满了天安门广场，且保持不动。我们站在金水桥下面，排在国旗杆旁边。不知不觉中，两三排打着红旗的解放军站在了我们面前。
下午3时，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就位。毛主席的讲话振奋人心，尤其是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广场上的人群霎时沸腾了。在国歌声中，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礼炮齐鸣，震耳欲聋。随后毛主席又宣读了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少先队员拿着花冲向天安门。转眼间人声鼎沸，广场变成了花的海洋。我们欢呼着、呐喊着，沉浸在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中。
随后盛大的阅兵式开始了，朱德总司令检阅了陆海空三军，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对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开国大典的阅兵式虽然无法与现在的国庆大典相媲美，毕竟在装备、技术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同样振奋人心。骑兵方阵迈着矫健的步伐走来，战士们真是英气十足。男孩子们激动不已，早已萌生的当骑兵的愿望不禁又涌上心头。炮车方阵也来了，那时候炮兵上面还坐两个人，用马拉着炮，我们小时候在前线都看见过。但他们特别威武，步伐整齐、稳重，气质非凡。我们使劲鼓掌、呐喊，向可爱的战士们挥手致意。
我们文艺大队进了城楼的三座门后散开了队伍，开始表演各民族的舞蹈。当时天安门前是柏油马路，天气热，马路一踩上去都是软的，有时都能把鞋粘掉，所以事先鞋都得用绳子绑一下。每排人数是固定的，都得看齐了，跳着舞过去，尽管只有统一的一个动作，却掩盖不了一张张笑脸下洋溢的幸福与自豪感。
后来，每年有两次天安门前的游行——五一和十一，都处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早晨4点钟起来，穿衣服、化妆，尤其是穿少数民族的衣服，大家冻得哆哆嗦嗦的。那时青艺在东单名气大极了，又是最早的少先队，都有队服，老百姓奔到大街上都看我们，“这是小八路，现在都穿得这么威风。”青艺人多，是文艺单位中最早成立的，历史也比较悠久，因而游行的时候，青艺队伍的大鼓一敲、旗子一打，特别振奋，抢尽了风头。
舞蹈团成立
儿童艺术队同时也是青艺附属舞蹈团，这时候体制上又改变了。舞蹈团里来了苏联专家，带来了正规的芭蕾舞教学，和过去又不一样了。
苏联老师着重考察接受能力和身体条件，因而学芭蕾前孩子们要一个个参加考试，根据不同基础及其自身条件分成甲、乙、丙三个舞蹈班，教学内容因班而异。本应按照苏联的七年制教学大纲完成芭蕾舞教学计划，可负责行政的领导要求苏联专家巴兰诺娃速成，希望能用两年半的时间把我们这批孩子培训出来。
我们以前学得很杂，武功、民族舞、芭蕾都略有接触。但苏联的芭蕾舞教学有所不同，动作要求的也不一样，学起来还是有些吃力。原先的舞蹈动作需要纠正，又添加了把杆、中间站位、托举等概念，足尖鞋课也是全新的。
我通过考试后被分到了甲班，甲班是正规班，苏联老师讲的简单教学用语我能领会，因为刚进京的时候学习了几个月的俄文。尽管最后大家的俄文学习都半途而废，没有成大器，但简单的教学用语还是难不倒我的。比如老师说变换什么动作，我就会提前准备好，有些孩子听不明白，还在东张西望。老师慢慢发现了这一点，指定大伙以我为标准变换动作，我站在把杆的中间，两边的人都看着我，心里别提多美了。
苏联舞蹈老师巴兰诺娃有心脏病，做不了示范动作，只能给我们讲个大概。同是舞蹈专家的她的丈夫索科尔斯基从英国回来了，夫妻俩一个教歌剧舞剧院的舞蹈班，一个指导我们的芭蕾课。最后毕业的时候，在汇报演出上我们选择了《蓝色多瑙河》，就是巴兰诺娃老师的丈夫帮忙排练的，我饰演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后来中苏关系紧张了，苏联老师们都回国了，而青艺的体制又随之改革。话剧本应是青年艺术剧院的灵魂，但又掺杂着舞蹈团、乐团，还有杂技团、木偶剧团，七百多个人挤在一个剧院，连排练用的舞蹈厅都要抢。情急之下，青年艺术剧院也不得不将大变小，进行体制改革。我们服从组织安排，为排练童话剧《小白兔》做准备。
追忆孙维世
1952年春，为庆祝青艺附属儿童剧团成立，由孙维世改编并导演的苏联童话剧《小白兔》预备上演，我在剧组当剧务。同年仲夏，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舞台剧《小白兔》改编成电影，仍由孙维世导演，我继续担任剧务。
1953年拍摄电影《小白兔》时，孙维世导演与剧组部分成员在北京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厂标前合影
（后排右一是马丽娟，后排中间是孙维世）
摄制组的演员都是9～15岁的少年儿童，没演过话剧和电影，怎样把这些不会演戏的儿童演员领进艺术之门，使他们进入状态进而演好小动物，导演不仅要进行大量有效的关于戏剧电影基础知识的教学工作，还要进行相关表演专业方面的动作演示。于话剧和影片拍摄而言，她是辛勤的耕耘者；于我们这些孩子而言，她是了不起的启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