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下的那段日子，母亲不接触外人，连老马家的人也不来往，自然也不做手工活。现在我想想，那些日子母亲像在监狱中生活似的。老马家的儿媳妇都是农村人，这些人每天除了做饭，就是照看着一大堆孙子孙女，也没别的业余生活，更不要说精神生活了。一见面客套地问：“大婶好，吃饭了吗？”母亲言语不多。毕竟没有共同语言，不然她也不会闷在屋里。
追念母亲
有关我的学习，母亲倒是很开明，至于成绩好坏，她看得不重。成绩不好时我说：“今年考得不好，因为好多课都没上过。”她就会鼓励我：“下次再努力，不要紧，不着急，你还小。”母亲在我的学习方面从不采取逼迫的态度，也不检查我的课业，但对我的行为举止、交友则要求得颇为严苛。
我比较老实，但性格还是很开朗的，遇到事情能冷静下来思考。在学校我很少跟人家发生争执，毕竟胆子小，而且就算遇上这种事我也只看，不参与。课间休息时我总会先上厕所，也会跑到水房喝水，有女孩子说“咱们去跳房子”，我就赶快跟上前。有时她们画的格子很大，我跳不过去。所以太剧烈的运动我只能在一旁看，融入不到她们的圈子中。有时她们取笑我，我跟着傻笑，可心里不是个滋味。可我身子弱，也没有办法。
嗓子没坏前我的身材不错，开运动会的时候同年级的要一起表演团体操，那我是一定要参加的，比赛时还是站在中间的呢。我是中间排的第一个，大伙儿都向我看齐，以我为中心散开，每每此时我都觉得十分光荣，心里乐开了花。实际上学校里运动特别多，但团体操以外的运动我都因为身体缘故不能参加。
学校发生什么事，举止是否礼貌得体，我交了哪些同学，与同学有无矛盾都是母亲关注的焦点。过去讲究这个，尤其日本侵华时期，在学校里，低年级的遇上高年级的还得给他们行礼，否则就会挨打。这样看来，母亲的担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年级时我开始参加歌咏队。上音乐课时挨班挑歌咏队队员，老师弹脚踏风琴，我们在一边根据音节唱。小时候的我长得比较瘦小，比较白，清秀一点儿，梳的都是日本娃娃头，可能唱得也还不错，就被选中了。我很开心，因为老师总是单独给我们开小灶，拉着手风琴教我们怎样把歌唱得更好。唱完歌我们还能吃一顿，能领一点儿小礼品，都是铅笔盒、手绢、玻璃或是瓷质的日本玩具小狗（即现在的钥匙链）之类的小物件。铅笔盒各式各样的，参加革命时我还送给我的同志了。
母亲不反对我参加这些活动。后来歌咏队有了着装要求，齐膝十字细背带黑色百褶裙、白衬衫，头上得拿手绢系一个花蝴蝶。我回家一说，母亲就想办法帮我做衣服。她觉得孩子有乐趣，自己的生活也有了盼头。我唱的歌都是20世纪30年代的流行歌曲，但她都不会唱，记得其中有一首叫《口红》，还有一首是《我爱你》。
在歌咏队唱结婚歌时的打扮（左是马丽娟）
母亲看到我拿回家那么多小礼品也很高兴，我就会告诉她：“今天我们又吃席了。”小礼品我都攒着，不舍得用。尤其是手绢，叠得平平整整的，我还因此养成了攒手绢的习惯。
现在我年岁大了，一回想起母亲，苦涩的滋味便在心底蔓延开来。母亲着实太可怜了，她为我牺牲了那么多，可我那时不懂得爱，不懂得安慰她，不懂得怎样心疼她，我怎么那么傻呢！母亲大多时候会一个人呆呆地想事情，每次她伤心落泪，我就只知道傻看着，连句安慰的话都吝惜说出口。自己的嘴怎么那么笨，我真后悔没能在母亲有生之年说些好听的、贴心的话来抚慰她。
我的身世
我遇上了丧母之痛，按说继父应该安排好我的住处，然后陪着我、安慰我，毕竟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可回到家我傻了眼，空荡荡的黑屋子里没有人，继父走了，宛如我母亲去世一事完全没有发生似的。相依为命的母亲离开了我，我不会做饭，家里又一贫如洗，善良的孙三娘收留我在她家里吃了两顿饭，我才不至于挨饿。
我那时候快13岁了，孙三娘见我孤苦伶仃一人，十分不忍心，一脸难色地说：“丫头，我跟你说，你还不知道呢，这个爸爸不是你亲爸爸。”这句话似晴天霹雳一般，把我吓坏了，之前母亲一点儿都没透露过，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孙三娘见我怔住了，叹气道：“丫头，你想办法吧，如果他要是结婚的话没准儿会把你卖了，他很快就会结婚的。”
孙三娘说的是真心话，后来我就想，这可怎么办？我这不就得流浪了吗？
我没有别的地方去，又不会做饭，家里空空荡荡，我害怕极了。可是我吃什么呢？上哪儿去呢？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东北也已经光复，这样的局势得益于东北的革命基础比较稳固，抗联和地下党成熟，共产党入驻较早，宣传得也比较多。各个学校开始排舞、排话剧、排秧歌剧，很快学生们学唱《解放区的天》等革命歌曲。
那时候已经不上课了，但天天得上学。我拖着身体，带着满脑子的疑问，坐在教室里。感觉不到学习的氛围，我便愈发地愿意发呆了。我在孙三娘家住了两天，她提示我该想办法了，能说到这份上，她这个人还是挺直的。
可上哪儿去呀？我愁坏了。
去二姥姥家实属走投无路，我只有这么一个亲人可以投奔。见了二姥姥，我的话匣子立刻打开了。“孙三娘告诉我爸爸不是亲爸爸，你知道吗？我爸爸到底是谁呀，是怎么回事儿？我妈妈一句也没跟我说，他到底姓什么？我找你来了……”我想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你妈妈真可怜啊。”提到我母亲，她神色黯然，应该是觉得惋惜吧。她还说：“你妈妈嘱咐过我不能告诉你，但是现在没办法了。”于是，我的身世便在二姥姥的点滴口述中渐渐明晰了。
我的父母毕业于阿城师范学院，日本占领东北后，学校中进步的学生都分散去抗日，那时两人已经结婚，后来父亲响应革命号召，随抗日联军走了。再后来阿城被轰炸得一片狼藉，日本人和伪“满洲国”的人开始在学校里大肆追查抗日分子。母亲虽然没有参加抗日工作，但她抗联家属的身份却被暴露了。无可奈何之际，母亲只好隐姓埋名，追随着父亲到了宾县，刚一落脚，父亲牺牲的噩耗就传来了。
据说，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讨伐和叛徒汉奸的出卖，当时有些抗联部队和抗联战士都不留真实姓名，只能以数字番号代称。后来，我参加革命后虽多方查找均无结果，所以，我至今不知道生身父亲的真实姓名。想来，我父亲才是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啊！
母亲当时已有孕在身，但她并不知情，父亲则更不晓得我的存在了。她投奔了二姥姥，顾不上痛悼父亲，一家人为日后的出路和对策而费心伤神。最后我二姥姥说：“日本人来查就说你是我女儿。”
母亲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10个月后，我平安出生在二姥姥家，不过伴随着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情势又改变了。当时对抗联家属的政策是斩尽杀绝，十分恐怖。天天有人查户口，而且还要进行不定时清查。看到一个妇女带一个孩子，他们就会问：“你男人呢？”答不上来立即杀死。鉴于此情此景，二姥姥跟我母亲说：“这样不行，你带着孩子，并且还那么年轻，才20岁，得找一个人才能躲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