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姥爷在宾县的南门内卖点心，总与商业工会打交道，私下给母亲物色了两个人选。二姥爷总是问他们俩：“你有家吗？”
他们都回答道：“没有。”
我二姥爷一听高兴了：“那我给你找一个。”
回家以后，二姥爷说：“现在商工工会有两个人，年岁都比较大，三十多岁快到四十岁了，一个是驼背，另一个比较高大，还都没有结婚。”见母亲不吭声，二姥爷接着劝她：“你找一个人吧，不为别的，为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出生没有父亲怎么行？你自己租房子又没有经济条件，老在这个家里也不行。”
就这样，母亲下嫁给了马宝仁，即我的继父。他比母亲大挺多，我一直觉得他像个老头儿。他是辽宁省锦西马圈人。老马家是个大户人家，整个马圈都是他们的。以前马圈不准有外姓，也是因为日本先占领了那个地方，他们才跑到宾县来了，一直在这里工作。我快两岁的时候，母亲与他结婚了，一开始继父是非常和蔼可亲的。我什么也不懂，一直以为他就是亲生父亲。
于母亲而言，继父是一个依靠，至于爱情，应该谈不上。母亲本应做教师，可时逢战乱，她又是抗属，自然无法出来工作。母亲嫁到老马家后，外出工作更加成为一种奢望了。
我的身世
“那我父亲死在哪儿了？是哪个队伍？”
二姥姥想了想，说：“现在也不好说，反正离咱们很近，当时打宾州是两股抗联力量，一股是赵一曼，另一股是赵尚志，赵一曼和赵尚志都是围着哈尔滨打的，后来都打散了，全军覆没。没有名字，没处去找，连打听也打听不到，所以才让你妈妈结婚的。你妈妈不结婚也不行，不结婚人家找抗联家属，她一个妇女带着孩子，‘你的男人哪儿去了？’老是追问。”
自从进了宾县，母亲就没有交过任何朋友，她有一个原则：不能暴露自己。在外人看来，他们这对夫妻是原配的，而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他们的宝贝。可个中的微妙，我已慢慢察觉。继父和母亲的感情不好，他们没有恩爱的感觉。
记得有一年年三十，母亲催我去找继父：“你找你爸爸去，过年了，问他回不回来，家里还没有东西呢。”那次，继父给我买了一个灯笼，玻璃罩的，顶上画着花，里面是小蜡烛。当时时兴这个，还挺贵，至少得一顿饭钱，小孩子要是能有那么一个灯笼就满足极了。农村的孩子还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描花的玻璃罩小灯笼，我小心翼翼地提回家，没等进院子我就举起来小灯笼大喊：“妈妈，妈妈！”没想到灯笼一下子被甩出去，砸到屋里的水缸上摔碎了，我伤心极了，哭得要命。
除去这次，之前的帽子和鞋，继父背我看蝴蝶，还有他支持我上学，这些事情几乎构成了我记忆中所有关于父爱的片段。
想起母亲一个人承受了这样多的苦痛，酸楚的滋味在心底翻腾，真是难为她了。每当想起母亲，我都会在梦中哭喊着：“妈妈，你在哪里？女儿想念你啊！”
吃百家饭
我在二姥姥家住了两天，浇花、倒尿盆、打水、烧火，天天干活儿。按说跟我妈妈有这层关系，收留我不是问题，但两位老人膝下没有一儿半女。他们不喜欢孩子，故而不肯收留。
二姥姥家在一个大院里，也住一间半房。院中人不多，看上去空荡荡的。后院尤为荒凉，到晚上我一浇完花就溜到后院偷偷哭，我不敢让他们知道我伤心。每次瘦弱的我靠在窗边向远处看，看着无尽的夜空，看着天上的星星，我心里犯难：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我到哪里去呀！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真正的父母，二姥姥又没有答应收留我。回首辛酸往事，愈发为残白色的岁月黯然神伤。
每天上学像请假似的。我总是窃窃地说：“二姥，我到学校看一看。”看着二姥姥脸色还算平和，就赶紧往学校跑，恐怕一句话让我继续在家里干活。
有时遇上了红白喜事，我们也去唱歌，然后人家会赠送一些小礼品或者供一顿饭，我靠这些勉强过活。
我人缘不错，有些知道我母亲去世的同学来看看我，陪我说说话。在一起唱歌，关系要好的同学跟我说：“今天你到我家”、“明天你到我家”，质朴的话语让我心里暖暖的。那时候我吃百家饭、睡在百家，靠在同学家门框上熟睡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一时期学生们特别活跃，分班排练戏剧和歌曲。比我大一两岁的排练了戏剧《考验》，我们这个年岁的排练了名为“松花江上”的戏剧，我在剧中饰演妹妹。排练完我们就到过去开运动会的地方演出，每个学校都拿出自己的节目参赛。
我真正成了流浪的孤儿，虽然时间不长，却生活得颇为清苦，内心艰涩。
参军
在我无家可归的时候，宾县来了个文艺单位——东北文工二团。不知是否是自己与文艺有缘，小学时我幸运地加入了歌咏队，对团体操情有独钟，此时又迷上了文艺演出。不管是唱歌跳舞扭秧歌，还是与时局紧密相关的戏剧、歌剧，我都非常喜爱。
看到团里面有小孩子，渴望归宿、渴望亲情的我坚定了参军的信念。又见继父再次结婚，原本横亘在彼此间陌生的鸿沟愈发深邃。我草草地从继父再续的妻子那里接过脏兮兮的行李，没有再见二姥姥、二姥爷、继父、孙三娘，就背起行囊，匆匆告别过去。
至于我的新家、新家人，容我在下文中娓娓道来。
1947年时局变幻，胡宗南指挥进攻占领延安，转战西北。所有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单位和机关全部撤离到华北和东北，东北文工二团便是其中之一。不过，这个名字是后来起的。东北文工二团里都是延安的老干部，有搞音乐的，有演话剧的，有从事写作的。其中一部分人到宾县体验生活赶排话剧《反“翻把”斗争》，因我们学校较大，县政府特指派我们学习其从延安带来的秧歌剧和秧歌。文工团员的军装很有特色，印象中一般军装是黄色的，但他们的却是蓝色，很别致。
他们组织我们唱歌跳舞，但最主要的文艺活动还是扭大秧歌。东北有别于其他地域，扭大秧歌、踩高跷是这里的民俗传统，男女老少皆能参加，而且还有队形，特别新颖。我还到体育场看过二团的演出，各个学校都去，老百姓也去，场地里人山人海，好不热闹。其中《土地还家》、《姑嫂劳军》都是讲支援前线的，歌剧《三担水》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题材在当时很少见，以前的演出颇具学生特色，而现在这些演出故事性极强，为战争服务的色彩很浓郁。
我天天去追着看，发现二团里面也有小孩子，《土地还家》里就有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又唱又跳还演戏。于是，我渐渐萌生一种想法——我能不能也参加这个团呢？
想通了，我就到学校去了，没想到还是晚了，学校空了，人都走光了。我找到摇铃的大爷，问道：“大爷，学校怎么没声音了呢？”
大爷愣住了，“你不知道啊，大部分的学生都走了。”
“上哪儿去了？”
“参军去了。”
参军？细想来，那一时期参军方法的确多种多样，学生们都参军，甚至连小学生都踊跃报名。我寻思自己无家可归，要是能参加革命也是条好出路，遂愈加坚定了信心，前去找班主任张老师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