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里，我养母和同学问我为什么会挨打，我实话实说，从此我特别仇恨日本人。
在日寇快要垮台的那两年，他们把我们东北丰富的物产搜刮殆尽，弄得民不聊生。别说吃大米、白面的是“经济犯[②]”，就是玉米面、高粱米也不再供应，配给的只是豆腐渣和混合面[③]。
很多人都吃树皮野菜，一到夏天（东北春寒，到5月榆、桃树才开花，已经是立夏了），百姓纷纷抢着去揪榆钱，将榆钱和着混合面一起煮着吃。一到冬天，松花江封冻结冰，我们就偷着过江去农家买一点玉米面回来，艰难地维持着生命。
有一年冬天，我和小朋友搭伴去江北买玉米面，回来的时候，刚上堤就被巡逻的伪警察看见了，那时是不能随便买粮食的，我俩见到警察立刻吓得说不出话来，又冻又怕，直哆嗦。警察喊道：“跟我走！”就把我们带到不远处的一个木板屋前，推我俩进了屋。
屋里已有十来个人或站着或蹲着，里面很黑，没有窗户，空荡荡地，四壁是木板墙，只能从那木板墙的接缝中，透出一点微弱的光线。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可能有人在屋里大小便。我们又惊又怕，不知道警察到底要干什么，既无处诉说也不能询问，只好忍着等待处罚。
也不知过了多久，警察来没收了我们的粮食，才把我们从黑木板屋赶了出来。外面，天已经漆黑，我俩又饿又冷，赶快往家走。到了家里，惊恐的心才慢慢安定下来。
可是为了活命，我不得不再次铤而走险。
在一个特别寒冷的日子，我又到江北买了点粮食。我走的那条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只听见寒风无情的呼啸声，原野上的东西和树木全被寒流冻住了，只有街道两旁的木电线杆发出簌簌的巨响。我从农家买了10斤玉米面，走在冻透的、滑溜溜的江面上，常常因为这沉重的玉米面而被滑倒，可我还得爬起来继续前行。
又到了堤岸，我提心吊胆地爬上岸想探望一下，不料，真又碰上了一个警察，我害怕得不敢向前走。真是想不到，这次我很幸运地遇见了一个好心人，那个警察朝我喊：“快走吧。”我还在担心，没有反应过来，站在原地不敢动，他又对我说：“还不快回家？”我听到这句话，撒腿就往前跑。我后面还跟着一个男人，他也没被警察拦截。那男人追上来后，和我并排走在路上，一个劲儿感谢我：“因为看你是个小姑娘，警察才放了你，我因此也沾了光，否则真得倒霉呢。”他为了感谢我，一定要帮我背粮食，并且一直背到我们分手为止。
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困苦，我还是继续努力挣扎着。我和许多其他穷孩子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喜欢读书，没有退学。帮家里干活，都是在我上学前、放学后或是假期里做的。
但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生活，我也逃学。上学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所以我不是个好学生，在课堂上常常是“一问三不知”，考试成绩也不及格。我们班有个教日语的老师，打学生打得很厉害。我就挨过他100下板子。可我哪有时间温习功课和做作业啊！并且我对日语也不感兴趣，自然就得常挨教鞭或板子了。
苦难的童年经历
在班上，有的同学对我也不友好，有人曾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人像，写上我的名字，说我是我姐的私生子。因为养母的年龄大，大家都知道她已经不能再生育，所以同学嘲笑我：“那是你姥姥，你姐姐才是你妈。”弄得我特别难堪。那时大家对私生子是很鄙视的。
总之，无论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学校里，受训斥、挨打就成了我的家常便饭。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居住在贫民区里，感受到的是人间的贫困、残酷和无情，没有一点温暖。我对一切人都有意见，这就使我形成了孤僻、忧郁、多愁善感的性格，对人也冷酷无情。
同时，家庭生活贫困，让我小小年纪就必须挑起生活的重担。为了生存，我必须苦苦挣扎，否则只能挨饿受冻而死。不过，我对这种生活早已习以为常，也正因为如此，生活磨砺出我顽强不屈的精神。
尽管我年龄尚小，孤僻、忧郁、多愁善感的性格对我的影响还不是特别明显，长大成人之后，环境的变化也使我的性格有所改变，但是年少时的特性还会常常流露出来，这恐怕是从小就在我的内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人对我说过我们都是中国人，日本鬼子是侵略者，可能大人们不敢在小孩子面前说这些话，另外，主要是我的生活圈子很小，我养母是个老太太，她不懂什么国家大事。
我亲眼看到穷凶极恶的日本兵在大街上挥刀动武，耀武扬威，骑着“电驴子”（摩托车）横冲直撞，到百姓家里乱抓劳工。我特别仇恨日本人，也远远地躲着他们。有一次，我在一条街的树上看到挂着两颗人头，听说是被日本人杀害的，可能是共产党。我对国家大事一点也不懂，当时也不知道去关心，只是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走那条路了。
1945年8月15日，一个特别令人振奋的日子——东北光复了。日本鬼子已经战败，被中国人民彻底打败了。我才知道，从此我们不再当亡国奴，不再受日本鬼子的欺压了。
我的家乡哈尔滨，先由苏联红军解放，后来听说来了几个国民党接收大员，这些都只是道听途说罢了。传闻接收大员就是原来的日本鬼子的汉奸摇身一变的，局势依然很乱，根本没啥变化。那时这里的很多群众都存在着盲目的观念，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领袖，对共产党解放区并不了解，还有人散布过谣言。因为我年纪小，对这些事当时什么也没多想过，也因为还得照老样过我们的穷日子。
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哈尔滨
很快，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军进驻了哈尔滨，工作队就开始工作了。他们调查群众成分，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并在我们居住的这一带召开了斗争大会。会上他们发动群众控诉了罪大恶极的汉奸、伪警察的罪行，也控诉了日本鬼子委托的配给店老板盘剥老百姓的罪恶。
我去参加了这个大会。听到工作队代表发言控诉的内容，我自己对此都有切身的感受，所以特别拥护他们，但对他们讲的一些革命道理还不大清楚。斗争会结束后，工作队没收了配给店的货物，并且分给了穷苦老百姓，我们家也分到了胜利果实：十来斤粮食、酱油、咸菜疙瘩。在那个时候，能够不花一分钱白白得到这些食品，我们心里是非常感激的。
紧接着，“贫民会”成立了，我们家被划为一等贫民，因为我家只有一老一小，家里没有劳动力，住的房子又摇摇欲坠。后来，又给我家分了一间房子，也是白给的。这房子在松花江边的炮队街，原是日本人住的两排二层楼房。我家分到二层的一间房屋，里面还有一些日本人没拿走的东西。
在“贫民会”里，我养母参加了合作社，给区里纺线。工作队的干部深入群众，也常常来了解情况，从此我开始和他们有了接触。我觉得他们很亲切，特别愿意接近他们。不久，工作队的同志指定我当了贫民会儿童团的副团长。儿童团团长姓郭，是我小学时的同学。我还担任了妇女识字班的小老师。每次一开会，大家就欢迎我们唱歌，我们就开口一起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歌词正好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我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