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的磐磐预料不到政治斗争对小孩子会有多么地残酷，她想无非就是再斗争一下，她已经经历了不少斗争，根本不在乎了，而如果小姑被打成反革命，肯定会被关起来，他们姐弟三人又可能无栖身之处了，还有两个表妹该怎么办？尽管当时小姑对磐磐不大亲热，但小姑到底收留了她们，这份人情磐磐要报答。所以磐磐暗下决心，绝不牵扯小姑，要保她过关。
磐磐被带到军宣队对证。因为只是李宗昌个人对黄粤生进行揭发，没有任何的其他旁证，所以小姑就蒙混过关没事了。
而对于磐磐，小姑又写了材料揭发了更多的“罪状”，而后她把磐磐送进了海淀公安分局主办的“干部子弟学习班”。小姑对磐磐说：“你在外面会惹祸，去那儿学习学习，对你有好处。”磐磐失去了自由，才感到小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摆脱了自己，甩了自己这个大包袱。这好像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磐磐对小姑产生了怨恨。
多年之后，磐磐才明白：那年头，人首先要保全自己，哪还有精神去顾及他人。小姑也是由于背负很大的压力才不得不那么做，小姑也别无它路可以选择，话说回来，如果磐磐没被送去学校，吃得苦不一定比在学校少。所以磐磐也就不再怨恨她了。
在这个学习班里，关的是海淀区大专院校、社会科学院、高级党校、高等军事学院的一些所谓“走资派”、“黑帮”的子女或是“联动分子”。凡是有不满情绪的、有问题的统统被送来这里“洗脑”，就是怕他们在外边“惹祸”、“胡说八道”。这个学习班里，这些干部子弟同病相怜，磐磐找到了更多的知音。
那时，看管的人还会对磐磐威逼利诱，要她说出后台是谁。他们不相信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会扛住很多事，但磐磐已暗下决心决不牵扯别人，所有的事情自己都包揽下来。
磐磐最大特点就是爱说真话，她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里被迫走上了叛逆之道，是被逼的。她什么也不怕，爸爸被整死了，妈妈还被关着，大不了她也搭上小命一条。连维世姑姑也毫无音讯，她还有什么前途而言，所以她无所畏惧，什么都不在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江青的所有怀疑，她都一股脑儿地发泄了出来，这样，麻烦可就大了，磐磐的罪行很快被升了级，她被打成了“反革命”，被投入了监狱。
女儿挺身而出，保护小姑
在“四人帮”肆意横行的日子里，他们任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谁反对他们，谁就是反革命，谁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说“不”，谁就要遭受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动辄就可能被关进拘留所或监狱，还有的被枪毙。就是对磐磐这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也不放过，囚禁了磐磐一年半之久，不仅剥夺了磐磐学习的权利，使她荒废了学业，而且还让磐磐在狱中受尽了折磨。
尽管给磐磐定了“反革命”的罪名，但因为她年龄太小，而且她反“文革”、反江青的起因也是由于家庭的不幸遭遇，“造反派”每次审问磐磐，她又说的都是实话，所以“军宣队”拿她也没办法。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职工和一些家庭都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去了，我向组织要求带磐磐一同去，我保证对她进行教育，经军宣队交涉，磐磐才被放了出来。随后，我就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去了江西“五七干校”。
在锦江的居住条件
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五七”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次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自此全国各行各业的广大干部纷纷下干校，走“五七”道路。
1969年底，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江西余江县被中国人民大学选中作为“五七干校”所在地。余江曾经是血吸虫病蔓延的重灾区，毛泽东的诗“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写的就是这个地方。当时血吸虫病已经得以控制，但这里依然相当落后和贫穷。
那时，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积极踊跃要去，才能显出是真革命，所以，江西就作为下放劳动的首选之地，中央办公厅的干校也建在那里。北京大学选的是南昌附近的鄱阳湖，要围湖造田，小姑孙新世（即黄粤生）就下放在那里。
我们搭上南下的列车，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终于到达了江西余江县的刘家站，这就是人大“五七干校”所在地。只见一片荒地，只有房屋数间。没有“五七战士”居住的房屋，所以大家只能暂时住进附近村庄的老乡家里，随行家属则被安排在另一个地方——距离五六十里远的锦江镇。
锦江镇是一个大镇，镇上有一条中心街、两家国营小商店，一般的生活必需品都有供应。每逢周六，中心街还有集市，附近的老乡都来这里卖农副产品。但是这里不通铁路，也没有长途汽车，要出行很不方便。
这个小镇上的“地富反坏右”都被赶到乡下去了，他们的房子就都腾出来给人大“五七战士”的家属住。有的房子还不错，有自己的小院、厨房，房间里是木板地，有阁楼和明亮的窗户，不比北京的房子差。
可是我们住的房子就差多了，我们家被安排在锦江镇东北街59号，这是一间临街的铺面房，实际上只是一间仓库，是所有房子中最差的，它是用当地普通的红石砌成的，整面墙向外倾斜，有两根大柱子支撑着才不致倒塌。即便如此，整个房屋仍让人感觉摇摇欲坠。
屋里的地面是三合土的，就是用黏土、白灰和沙子混合铺成的，整个房间只有门没有窗。江西很多房子因为四面墙壁没有窗户，都是从屋顶上开几块明瓦，算是能透进一点光亮。白天有人在家时，就把两扇木门大敞开。晚上关上门，屋子则漆黑一片。这里没有电，只能点煤油灯，也没有自来水，用水必须到200米以外的水井里取。
最惨的是，我们家的后墙外就是一个露天厕所。农村的厕所，大家可想而知，因此，外边路上的脏水总是顺着墙缝渗到我们住的屋里来，墙上结着一层层绿苔藓，屋里充满了难闻的臭味。晴天还稍好点（可江西常常是阴雨连绵），一到雨季，麻烦就大了。外面大雨，屋子里小雨；外边雨停了，屋里还在下。盆盆罐罐都得拿来接雨水，人得不停地向外倒。早晨起来，褥子上也是一片水印，衣服、鞋子都发了霉，屋子里还长出了蘑菇。
我们就是拥挤在这个又脏又臭又潮湿的8平方米的屋子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家是没有权利提出任何要求的，能有个栖身之地就不错了。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努力适应这样的生活环境。
我离开孩子在刘家站劳动
“五七战士”们并不在锦江镇劳动，而是要到刘家站平地盖房子，建立“五七干校”基地。因此，每家都只把孩子们留在镇里，让后勤队的叔叔阿姨们照管着。适龄孩子都插到当地的中小学学习，因为孙泱的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学校不接收我的三个孩子，孩子们每天只能到处流浪。
我和孩子们在一起仅仅住了一个星期，我对他们的生活做了安排，留了伙食费，并嘱咐他们节省用，就告别三个孩子，和其他“五七战士”一起开赴“五七”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