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分配在修路队,队长是何伟、副队长是张阁林。我们组有丁子霖、付形翔、张锦新、卢明庄、王同礼等十几个人，我们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
怎么修路呢？这些所谓“臭老九”对当地的地质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也从未修过路或看过别人修路。开始，我们先就地取材，把当地的大红石头往地上铺，可是这些坚硬的大石块，一碰到雨水就变成稀泥一滩，白白浪费了许多劳动力。
后来，我们向当地的筑路工人请教，他们说：“这片地方是红壤土质，这种大红石并不结实，极易风化。真要修路，就只有到几十里之外的白塔河，拉鹅卵石和沙子回来垫在路上才能坚固，否则都是白修。”
接着，总部就给我们派了一辆大卡车、两个司机师傅，每次再跟上三四个人，去河滩往车上装石头和沙子，回来后卸车铺路基，每天只能拉四趟。
为了接受再教育，“五七战士”们日复一日，风里来雨里去，任劳任怨，干劲冲天。
除了修路队之外，还编了几个连。有盖房子的、打石头的、瓦工、木工，还有种菜的供应“五七战士”蔬菜，也有种茶的。这里的土质最适宜种茶，很多老百姓主要从事采茶工作。我们种出的茶也算得上色泽碧绿，气味醇香，拿到北京堪称上品。
为了抢时间，赶进度，工地领导要大家大干一番，一个多月都不放假。我不能回锦江看孩子，只好写信嘱咐他们自己抓紧时间多读点书，好好照顾自己的生活，主要就是述说我对他们的牵挂和思念之情。
三个孩子赶夜路来看我
有一天，三个孩子的钱就要花光了，又没处借钱。磐磐和弟弟商量，决定到修路队来看我。他们觉得既然妈妈回不来，他们应当去看看妈妈，省得妈妈担心。
三个不知深浅的小家伙打定主意，头天晚上就准备了馒头、水、雨伞和手电筒，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们便出发上路了。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他们徒步行走。
他们没有来过工地，也不知具体的路线，只知道刘家站在鹰潭镇的哪个方向，妈妈住的地方叫孙家村，他们就边走边打听。据老乡说，从锦江镇到鹰潭大约是50公里，当时的孩子们对50公里并没有具体的概念，也不知道走完50公里要用多长时间。本来就不熟悉道路，再加上贪玩，他们就边走边欣赏农村的自然景象。
他们在北京看惯了大城市的水泥马路、车水马龙的街道，而在这里看到村庄绿树成荫，稻田里的禾苗青葱碧绿，一望无际，他们感到很稀奇。远远望去，稻田好似给大地覆盖了一层绿色的纱幔，这使他们感到新鲜、心旷神怡，也就忘记了赶路的艰辛。
偏偏“天公不作美”，忽然下起雨来，而他们只带了一把雨伞。在烟雨苍茫中，暮色不知不觉降临了，而他们仍未看见鹰潭镇的路标。好不容易快到刘家站了，天也已完全黑下来了。雨越下越大，远远望去，点点灯光映着雨水闪烁不定，但他们的面前仍然是一片漆黑，可谓伸手不见五指。他们也只有一只手电筒，手电筒的光芒在无尽的黑暗中显得那么微弱，他们只好借助天空的闪电来观察地形。
在这风雨之夜，除了三个孩子，路上已没有别的行人，也没有汽车经过。附近也没有村庄，只有他们左边不远的地方，在一条铁路上，一列开往南昌方向的火车轰鸣而过，火车车窗里灯火通明，他们羡慕地望着，想像着车厢里的舒适和温暖。
他们身上已经湿透，被冻得瑟瑟发抖。鞋里也灌满了水，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前行。他们相信只要向前走，一定能到达目的地。命运将姐弟三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茫茫黑夜中，他们孤立无援，完全凭着自己的意志力与命运艰难地抗争。
当他们找到我的驻地，见到我时，已经是深夜12点了。他们走了一天，什么东西也没吃，一副可怜的狼狈相，我看了心疼得眼泪直流。好心的伙房叔叔给他们拿来了馒头和咸鸭蛋，他们狼吞虎咽地吃了，他们已筋疲力尽，凑合着在老乡的竹楼上睡了。
后来我们再回想时才感到后怕，他们徒步走了百八十里路，尤其是赶夜路更艰难。这一路上都是田埂水塘，听说还可能有狼和蛇出没其间，如果不小心掉进水塘里或是遇到了毒蛇和狼，那三条小命就完了。
他们那时一点也不知道害怕，一心只想找妈妈，总算平安地见到了我，真是万幸。他们住了两天，正巧有去锦江镇的便车，便搭车依依不舍地回去了。
有惊无险的车祸
我依然每天按部就班地在修路队劳动，期间也碰到一件有惊无险的事。
那是一个下午，我们三个人——我、卢明庄、王同礼，装好了一车沙子，当时的司机师傅是王炳祖和彭师傅。王师傅年轻气盛，总喜欢开快车，人送外号“王命徒”。
我们的车正行驶在余江县的公路上，从后面赶上来一辆吉普车。吉普车的司机总想超车，可路面很窄，路两边都有沟，我们若不让路，他根本超不过去。那位司机拼命按喇叭，王师傅就是不肯让。结果那位司机赌着气，瞅准一个空子硬往前超，拼命挤我们的车，我们的车一下子斜翻倒在旁边的沟里，车上的我们和沙子都从车厢里滑了出去。
好在滑下去的沟不深，我们虽受了惊吓但并无大碍。我们从沙堆里站起来，这时，两个司机师傅已从驾驶室里出来去追赶那辆吉普车。
那位吉普车司机已经看到我们的车翻了，就停下了车，口里一劲儿说：“我们科长要搬家，天快黑了，很着急，并不是有意要挤你们。”他一直说他们科长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这两位司机在北京是见过大世面的，听他老是一口一个科长的，拿科长做幌子，很反感他，一定要找余江县的交通队来评理。我们两位司机就让他把车开到有电话的地方，给人大总部，也给交通队打了电话。在等待的时候，那个司机还是一劲儿求饶说：“我不是故意的，我要有意挤你们，就是你们的孙子。”
后来经过交通队和人大总部来的四五个人协商，只让吉普车上的科长和司机承认了错误，赔礼道歉就算了结了。因为损失不大，我们几个也是一场虚惊，并未受伤，所以我们也没有再追究。幸好那天拉的沙子，若是鹅卵石顺车滑下去，肯定会把我们砸伤的。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也就没让他们赔偿，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过了几个月，一次在食堂吃饭时，王炳祖对我说：“你孙子来了！在吃饭呢。”
我一听，奇怪地问：“开什么玩笑，我哪来的孙子？”
王师傅告诉我：“是曾经挤我们车的那位司机，他是南昌体委的。那儿正在举行一个什么体育比赛项目，他来接我们体育教研室的高春老师去做裁判。”
我笑了笑，会意地说：“哦！是那个孙子，也是你孙子喽！”
三个孩子的生活
我的三个孩子在锦江镇学会了独立生活，尽管后勤连办有家属食堂，但他们感觉一是食堂离家远，二是价格贵，不如自己做饭便宜，因此总是磐磐做饭。本地老乡说，因为中国人民大学进驻锦江镇，所以市场上的东西价格上涨了很多。即便如此，孩子们还是自己做饭，他们觉得这样既合算又合自己的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