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时我们一个个背靠背地蹲在窑洞里写材料，上厕所必须要三个人同时出去，其实就是让各自互相监督，当时我就隔一会儿上一趟厕所，就这么过了好几天。直到召开全体大会时，学校一副“蓄势待发”的架势。与此同时，我们班里有个姓赵的学生，他脑子平时就很是灵光，碰到这种“大显身手”的机会自是不会放过。他在大会上奋勇地举起手来，一个劲地喊：“我交代！我交代！”其实他一个小孩子能够说出些什么稀奇的事情，但他竟然编了个故事，“交代”出他是什么时候参加日本人的特务组织的，日本飞机要来轰炸边区时是如何给他们打信号的，说得有头有尾、有因有果的，很是逼真。当时我就怀疑他是在说谎，因为学校附近的山上有很多狼，而学校正处在半山腰的位置，有时白天我们在山底下吃饭时都会看到在不远处的山上，那些狼正盘着腿在看着我们，何况是一个小孩子晚上到山上给敌人打信号呢？但当时多数人还是相信了他的话，交代大会最终还表扬赵某表现得很好。
还有一个高年级的同学，被别人揭发了件不好的事情，他就很不老实地拒不承认，结果那些比他稍微大一些的同学，抄起扁担就在他的背上“啪啪”地使劲拍。当时年幼的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着实惊吓一番，觉得真是太可怕了！在后来一系列的批斗大会上，有一位据说是“来历不明”、“行为诡异”的老师被推到了台子上，校长十分严肃地在旁边说道：“你们谁受他的蒙蔽都站起来。”话音刚落，全校就站起来一二十个人。当时我看到那位站在台子上被批斗的老师，觉得他好像经常到我外祖母家去，那我自己算不算受他蒙蔽呢？我刚刚有了站起来的想法，只听见校长一声：“坐下吧！”也就罢了这站起来的念想。后来经过仔细的调查，才清楚原来这位老师是被冤枉的。
其实当时所有的学生对于这场运动也感到十分不解，不是很清楚学校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当时年纪尚小，上面怎么说我们就在底下跟着做了。学校最后还在一系列的大会上，把表现“交代”行为良好的一批人请到县城里吃了顿饭，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当时喝得醉醺醺地回来，嘴里还忿忿地说着：“我是日本特务……”直到两个月后学校把情况报到上级组织，没想到却遭到毛主席的批评：“你们搞的是完全错误的，回去要召开全校大会，当面向师生们赔礼道歉。”于是，学校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就在党中央的批评下，渐渐地结束了。
也就是在1942年，伴随着“整风运动”，往日身体健康的外祖母却被诊断出患了癌症，而为了让她能够有更好的医疗条件，于是我们举家搬到了延安。
辗转张家口的路途
1945年我小学毕业，此时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关键时刻。为了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决定了党的路线，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的发展，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1945年中央决定让延安的干部陆续到东北，以此更好的为开拓崭新的战局创造有利条件，这就是最初的中央计划，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然后逐渐向南发展。但是战局瞬息万变，此时一部分走到半路上的延安干部突然接到中央的电报，上面说“我们已经解放了张家口，就不要去东北了，全体人员到张家口集中！”随后毛主席就找来父亲商谈此事，让他挑选一部分干部，带领这批人去张家口工作。
于是父亲就带着一干人准备去往张家口，因为当时我们家里的孩子太多，光是我们家的东西和人就弄了一个运送小分队，颇有些气势，用了12头大骡子，第一头骡子上驮着大哥和一些行李，二哥坐在第二头骡子上，就这么依次地驮运着人和行李。但当时从七弟弟往下的孩子年纪都太小，不大的个子实在上不到骡背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在前后两头骡背上用杆子架起个轿子的模样，相当于骡子抬轿（当地人称为“驾窝子”）的有趣景象。于是，母亲带着老七、老八、老九三个人坐在一顶驾窝子里，而病重中的外祖母则单独躺在另外一顶轿子里。当时组织上给我们这个由母亲带队的家属小分队，配备了薛武贤等警卫员和两三个工作人员护送我们到张家口。
从延安往东北方向一直走，就到了一个叫做碛口[4]的黄河渡口。黄河的水流一向都是比较湍急的，而渡口的水流则相对比较缓和，利于来往摆渡，所以当地的居民都从碛口渡河。我们一众从延安去往张家口的小分队都要在这里渡河，然后的路则是属于比较平坦的。那时我们每天都可以走五六十里地，一路上往往都是前面有人打前站，查看情况是否安全，他们个个肩上都背着长枪或是带着驳壳枪，但一路走来都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一直走到晋西北的老根据地。再往前走途经一个地方，此地是通往太原的铁路交通枢纽站，虽然日本人投降了，但并没有由中国军队受降，还依旧据守着这个地方，我们只有通过这个地方才可以顺利到达张家口。
于是我们决定在夜里悄悄穿过它，驼队驮运着沉沉的行李翻山，上山的时候还相对容易一些，但是下山的时候因为山的坡度陡得很，骑在骡背上的人根本坐不住，老是有往下滑的趋势，有好几次我差点从骡背上摔下来，大家都十分紧张，一方面是不能惊扰了日本人，另一方面还要小心顾及倾斜的山坡，心里怦怦地跳个不停。每一头骡子都有一个马夫牵着，他们紧紧拉住缰绳丝毫不敢松懈，额头不时抖落下豆大的汗珠。那一夜路走得无比的艰难，下了山就到了铁路线。牵着骡子的马夫是陕北的老乡，他们从来都没有见到过铁道是什么样子，便生了到跟前儿去摸一下的想法，没想到却被身边的警卫员的“快点，快点跟上”的嗓子给吓了回去，大家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迈过了铁轨，第一道封锁线算是闯过去了。而第二道封锁线则在山西应县，当时县城还在日本人的手里，小分队若是想要经过此地有两条路，一条是顺着应县城边上走过去，基本都是平坦的道路，另一条是从五台山的小道绕过去。
于是我们随父亲一路到达应县附近停驻，当时解放军派到此地当县长的是一位姓郭的同志，他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学生，曾经在上学的时候听过我父亲的几次报告。他听说来的队伍是南汉宸带领的，马上热情地招待我们，并说道：“你们先不要走，就在这儿休息一天，我计划一下，把地方部队都召集起来，把应县城包围住，你们从下面走，下面还有一条道，上面的小路不好走。”其实他说不好走的小路就是五台山附近的山路，曲曲折折的确实不太利于队伍的前行。于是我们便在县城附近休息了一天，到了当天的夜里，郭县长就带了部队先把县城包围起来，然后家属们在部队的保护下走上了应县附近的那条平坦路。当时我们走得很快，天朦朦胧胧还未完全亮，就顺利地通过了应县，此时看到从五台山路上零散下来了一些人，派人上前一打听，原来是另外一位首长的家属队。但是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幸运，在恒山附近遇到了一伙日本小分队，双方就交起火来，最后为了保护一众家眷，队伍里的男同志全都牺牲了，只剩下手无寸铁的老幼妇孺。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顿时一阵后怕，幸亏没有选择恒山的那条山路，不然就很难安全抵达张家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