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运钞车走的路其实一点都不安全，虽然北京都解放了，但还是有残余的国民党势力，他们时常伺机捣乱，因此大卡车上面押运的全是一人一挺机关枪的解放军战士，一路上颠簸不平，从石家庄开了整整一天的功夫，总算安全抵达了北平。看到不远处父亲熟悉的身影，我一路上忐忑不安的心，才有了落地般的感觉。父亲依旧是那么沉稳与冷静，见到我后，他只是询问我怎会如此早来的缘由。我低着头把经过诉说了一下，父亲听后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自此我与父亲开始生活在一起，在之后的日常交流中，我慢慢地改变了以往认为父亲很严厉的想法，觉得其实父亲也是非常亲切与和蔼的。而且他在讲话的时候十分有魅力，有时候他跟我说一些事情时语言非常简洁，但却幽默且生动。父亲一直秉承“革命者”的良好美德，凡是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想法子办到，虽然对于父亲我自小都没有很深的印象，但是在我与他相处的日子里，他从来没有大声呵斥、批评过我，对我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如此，可以说父亲的这种教育方式是很成功的，他给予了孩子自由的成长空间。每次我若是犯了什么错误，父亲都会拉着我坐在沙发上，然后温和地给我讲其中的道理，语言很生动，例子举得也十分贴切，让当时小小的我十分佩服。
其实在5岁之前就很少见过父亲，他一直忙于革命事业，最初我们几个孩子一直与外祖母住在北平地下党联络站，但随着战事的发展，我们又辗转来到延安，直至5岁时才在安塞的白家坪安定下来。后来父亲从前线回来调往中央统战部担任副部长，我们才能与父亲多说上几句话，本以为这下可以和父亲好好地待上一阵子了，但因为我大哥、二哥到了上小学的年龄，而此时的延安教育资源匮乏，因此只能来到距离延安西北方一百多里的安塞县，这里有在宋庆龄支持下创办起来的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学校的经费很是有限，据说宋庆龄办这个学校就是想把一些革命干部与烈士的子女聚集起来培养。我们几个要上学的孩子来到这里后离父母就很远了，当时我也仅仅是刚满5岁的娃娃。
父母的相识
母亲王友兰，她与父亲是在1928年相识的，当时因为救外祖父的事情两人才有了交往，这一年，彼此通过沟通有了了解，然后渐渐地喜欢上了对方。母亲在参加革命前一直在郑州的女子卫生学校学习，但是没有等到毕业她便与父亲结了婚，然后一同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那个年代，母亲在与父亲接触以后，思想也愈加激进与进步，她反对以往让女子裹小脚的封建思想，四处散发传单宣传新时代的进步思想。虽然母亲的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是自小在外祖母的影响下，成为了一个十分明事理的女子。她深知父亲的共产党身份的危险性，但还是帮助他做地下工作，放哨、联络地下党员，从旁协助，总之父亲去哪里工作，她就默默地跟着走到哪里。
母亲勇敢、有见解地跟着父亲任劳任怨地为革命工作了多年，1937年，才在林伯渠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延安她才开始正规地学习一些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然后担任延安第二保育院的院长和边区妇女生产合作社的主任。
我眼中的母亲
革命的烽火年代，父母一直忙于革命工作，所以我们一出生都是交由他人代为抚养，即使后来母亲身为保育院的院长，肩负照顾众多革命者子女的责任，但对于自己的孩子却是没有时间多加照管。在我们几个孩子的童年记忆中，几乎没有多少与父母相聚一起的印象。
若用“生疏”二字形容对父亲的感觉，那么对母亲又何尝不是呢？开始感受母爱其实就在从延安到张家口的一路上，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们才开始待在母亲的身边，感受到她时时给予我们的温和笑容，让还是小孩子的我们自然如被雨露般滋润，日日都很欢快。
与母亲渐渐熟悉后，看到她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但是她总是笑着对待每一个人。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生死离别如家常往来般习以为常，而母亲那一脸笑容，鼓舞了许多人坚持等待胜利之日的到来。那时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359旅在南泥湾开荒，母亲主持工作的妇女生产合作社便组织家家户户织毛衣，使奋战在生产第一线的战士们不会忍受寒冷。母亲像陀螺般地忙于工作，我们便是在这样的时日里，伴随着忙碌的身影与那灿烂的笑容，一天一天地长大。
母亲是个特别要求进步的人，自小心灵手巧，做任何事情都有一股子热情，故而受到大家的喜爱。无论是她在延安还是后来在张家口做妇联工作，母亲都是热情坦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哪怕是过了几十年后，一说起王友兰，大家都知道她是从延安过来的好人，是经历过时代风雨的老革命。
在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称“贸促会”）工作，使得母亲时常有机会出国，去参加各种国际性的展览。在父亲渐渐上了年纪后，父亲每次出国都会由母亲陪着他去，帮助他解决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虽然那个时候父亲的工资高一些，但因为自家孩子太多的缘故，往往都是左给一些、右给一点地便分没了。母亲一生与父亲共有11个孩子，其中只有我是母亲亲自哺乳的，这还是因为当时避难到日本，人生地不熟也找不到奶妈，才一边忙工作一边照顾刚刚出生的我，所以我对母亲的感情更加特殊了，时常与她聊天谈心。儿时那去往张家口路上的温馨时刻，时常让我有权利一个人“霸占”母亲，有时候兄弟几个住的屋子太挤了，母亲便会把我拉到她的房间里，然后我便会傻乎乎地抱着母亲大睡起来。但是当时小小的我也不明白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只是一股暖乎乎的东西在心里翻腾。
在我后来6年的留苏生涯中，每每想到北京的家，北京的父母亲，都会油然地产生万分的思念。后来我从苏联回来就真正与父母亲住到了一起，那时大哥、二哥都已成家，下面的弟弟妹妹一般也住校，家里的孩子我算是最大的，便时常会与父亲母亲聊天谈心，很是自在。记得那时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回家后，总要先到父母的房间去叙聊几句，哪怕在我婚后两个儿子出生时，都是母亲帮助妻子忙前忙后。平时母亲工作很是繁忙，但还要抽出时间去操心家里的两个小宝贝，十分辛苦。母亲所作的一切，让身为孩子的我们一生心存感激之情。感谢我亲爱的母亲！
儿时与我最亲近的人
因为父母工作的特殊性，我自小是由外祖母一手带大的，时常一整年下来见不到父母几面，倒是与外祖母做伴在那不大的院子里快乐地生活，直到我在保育院小学上了学，不得已才离开了熟悉的小院子，但我时常还会在空闲时回到那里看看。印象里外祖母干活利索，办事爽快，颇让我有些佩服。人这一辈子都可以活得如此洒脱，也算是一种莫大的福气了。
那时在延安与父亲不亲是自然的，我生疏地叫着爸爸妈妈，陌生地看着他们去了来，来了又走，每次与父亲说上几句话还要通过他的警卫员。那时大哥、二哥在较远的延安中学住宿，平时不会看到他们的身影，而我则带着底下的弟弟妹妹们住在新市场后面的窑洞里，这里原先是政府财政厅的所在地，后来财政厅搬到了专属的政府大院后，这些窑洞就闲置了下来。平时到了星期天我只是去看望正在病中的外祖母，不会特意去打扰正在工作中的父母。记得有一次我因为有事情去请示父母，走进政府大院后需要先到警卫室说明来意，当时父亲的警卫员李遂山说道：“你爸爸在他的办公室，你去吧！”于是我照例走到父亲的办公室外喊了一声“报告！”，而后听见父亲回应后才会进去。